作者/Martin Suchanek
2021年1月15日
在1919年1月15日至16日夜间，卡尔·李卜克内西和罗莎·卢森堡——在德国和整个欧洲风起云涌的革命浪潮中的两位英勇先驱和前线战士——被反革命民兵自由兵团（Freikorps）残忍地杀害。自由兵团被调入柏林，目的是镇压革命工人运动。德国帝国主义再一次以血腥的暴行表明，它可以为了维持其阶级统治而不择手段。
这些反革命民兵得到了德国社会民主党（SPD）高级领导人古斯塔夫·诺斯克（Gustav Noske）的支持和鼓励。诺斯克臭名昭著地宣称：“总得有人当猎犬，我不会推卸责任。”这句话清楚地表明，曾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支持大规模战争屠杀的德国社会民主党，在战后同样愿意淌着鲜血去镇压革命。
对烈士遗体的政治亵渎
与20世纪的许多革命战士一样，李卜克内西和卢森堡不仅在生前遭到诽谤和仇恨性煽动，在死后也未得安宁。对他们的记忆遭到玷污，不只是来自公开的资产阶级和帝国主义反动派。
社会民主党追杀卢森堡和李卜克内西至死，其高层领导人甚至直接参与了谋杀。然而，在两人已无法为自己辩护之后，他们的“遗产”却被这些人厚颜无耻地利用。
类似地，斯大林主义官僚集团，在已经歪曲列宁主义革命遗产、将十月革命的战略家与领导者的遗体安置在一座法老式的陵墓之后，几十年来也在“纪念”卢森堡。不过，在斯大林主义官僚蜕变过程中遭到打击的正是卢森堡所坚持的革命国际主义立场。
卢森堡在政治和理论上对马克思主义的贡献，使她稳居20世纪最杰出革命家的行列。本文旨在简要回顾她最核心的理论成就。由于篇幅所限，这里只能提供概览，而不能取代对她著作的深入学习。说清这一点尤为重要，因为卢森堡于1871年出生在波兰扎莫希奇一个自由派的犹太人家庭，在她短暂的一生中，她在多个领域都对革命马克思主义作出了重要贡献。她创立并领导了两个革命工人政党：“波兰王国和立陶宛社会民主党”（SDKPiL）和德国共产党（KPD）及其前身斯巴达克同盟（Spartakusbund）。多年来她始终站在德国社会民主党和第二国际的左翼，反对正在兴起的改良主义，同时也是最早批判中派主义的卡尔·考茨基（Karl Kautsky）的人之一——考茨基在恩格斯去世后被视为马克思主义权威，今天在英语世界中还正在经历某种程度的“复兴”。
卢森堡的名字与以下斗争密不可分：反对爱德华·伯恩施坦（Eduard Bernstein）提出的修正主义，对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帝国主义）发展趋势的分析，对革命左翼纲领的发展，和建立德国共产党。
关于修正主义的争论
19世纪末，随着世界资本主义进入到帝国主义阶段，工人运动爆发了一次关于这种新趋势及其对社会主义政党策略的根本性影响的理论与纲领争论。
社会民主党右翼的最著名理论家之一伯恩施坦，在其1899年出版的《社会主义的前提与社会民主党的任务》中，试图彻底修改马克思的理论及在其基础之上的革命策略，他的目标是为当时社会民主党越来越偏重于选举与日常工会活动、逐步议会改良的实践提供理论基础。
伯恩施坦认为，在19世纪末，资本主义自1896年以来进入了扩张阶段，这一现实已经否定了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的衰退与崩溃论。他还认为资本日益在少数人手里集中的趋势并未出现，中产阶级反倒在增长。最后，他断言资本主义的发展将不可避免地推动资产阶级民主制的扩张，使工人运动能够与中产阶级的民主主义者联合，通过渐进改革去改善工人阶级的处境，从而无需社会革命就能实现向社会主义社会的转型。
卢森堡在其著作《改良还是革命》中对伯恩施坦及整个修正主义理论进行了尖锐的批判。在超过一百页的内容中，她逐一驳斥了伯恩施坦的论点，同时也预见并回应了从20世纪到21世纪一代又一代改良主义者的主要论点，无论是拉方丹和吉西（德国左翼党 Die Linke 的领导人），还是科尔宾与齐普拉斯（英国工党和希腊左翼的领导人），亦或是各种“民主社会主义者”和欧洲共产主义者（Eurocommunism）。
卢森堡这样总结改良主义理论的后果：
“如果我们的政党将实践重心转向强调斗争的即时成果，也就是社会改良，那么这一方向将产生怎样的直接后果？一旦‘即时成果’成为我们活动的主要目标，那种鲜明的、不可调和的阶级立场——其唯一意义在于夺取政权——就会变得越来越碍事。结果，党将采取‘妥协政策’，用通俗的话说，就是政治上的讨价还价与礼貌的、外交式的妥协态度。这种态度是不可持久的。由于社会改革本身就是空壳一个，这种策略的必然结果就是对社会改革本身的幻灭，也就是像施莫勒教授们那样，驶过了社会改革的大小水域，最终停泊于任凭上帝安排一切的安稳港湾。
“社会主义不会自动从工人阶级的日常斗争中产生。社会主义的出现，首先来自资本主义经济日益加剧的矛盾，其次来自工人阶级的主观意识——意识到必须通过社会变革来克服这些矛盾。当修正主义否认这一点时，工人运动就被简化为纯粹的工联主义和改良主义运动。这正是彻底放弃阶级立场的直线路径。”
（引自《改良还是革命》，卢森堡文集 [LGW] 第1卷，第402页及以下。英文版参见《罗莎·卢森堡读本》纽约月评出版社2004年，第141-142页）
革命夺取政权的必要性
在《改良还是革命》中，卢森堡揭示了革命马克思主义的战略与策略，以及它与改良主义之间的根本对立。她指出，伯恩施坦及其追随者声称帝国主义资本主义会带来“更多民主”是错误的。
事实上，修正主义者只是肤浅地将19世纪半封建国家机器被现代资本主义官僚机器所取代，看作是一种“民主进步”的趋势。卢森堡指出，资本主义发展的总体趋势是全球市场上竞争的加剧、军国主义的扩张和反动外交政策的推进。这在内政上则表现为反动保守势力的抬头和资产阶级民主空间的不断压缩。
因此，对卢森堡来说，革命夺取政权，即工人阶级直接掌握国家政权，在这一时期是绝对必要的：
“在资本主义发展的历程中，法律改革曾逐步强化上升中的阶级（不仅包括资产阶级，也包括小资产阶级——译者注），直到它们足够成熟得以夺取政治权力、推翻整个现存法律体系、建立新的体系。伯恩施坦批评革命夺权是布朗基主义的暴力幻想，是误将几百年来推动人类历史的核心动力视为一种错误的估计。事实上，自从阶级社会存在以来，阶级斗争就一直是历史的基本内容，而夺取政治权力始终是每个新兴阶级的历史目标与时代终结。古罗马的农民与债主贵族的斗争、中世纪城邦的行会手工业者和贵族的斗争、以及现代资产阶级与封建主义的斗争，皆是如此。
“立法改革与革命并不是历史发展中可以随意选择的两种手段，就像从自助餐中挑选的冷热香肠一样。二者反映出阶级社会发展的不同阶段，它们相辅相成又彼此排斥，如同南极和北极、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一样。
“每一次法律宪制都是一次革命的产物。在阶级社会的历史中，革命是政治创新的行为，而立法只是在新的社会生命已然诞生后的政治开展。改革斗争本身并不具有独立于革命的推动力。每一个历史时期内的改革活动，都是在前一次革命所赋予的动力方向下进行的，并在这股动力仍具影响力的时期内持续。换言之，每一历史阶段内的改革斗争，只能在前一次革命所创造的社会框架内进行。这是问题的核心。”
（卢森堡文集德文版第427页起，英文版同上，第156页）
关于总罢工的争论
改良与革命之间的关系问题，自然在德国社会民主党内部以及在1889年成立的第二国际的代表大会上，引发了许多实际讨论，包括以下一些关键问题：
- 关于法国社会党议员亚历山大·米勒兰（Alexandre Millerand）是否可以加入资产阶级政府的辩论；
- 是否应使用总罢工或政治性群众罢工；
- 妇女选举权的斗争；
- 殖民主义；
- 反对军国主义和即将到来的世界大战的斗争；
- 被压迫民族的自决权问题。
从上述问题可以看出，社会民主党内的左右之争，涉及国内和国际政治中的所有根本问题，并一直持续到第二国际在1914年的瓦解为止。事实上，这些问题到今天依然是重大议题。卢森堡比第二国际的其他左翼领袖更早地认识到，国际组织内部的对立在不断加剧，左翼和右翼之间的矛盾是不可调和的，她比列宁和托洛茨基都更早指出了这一点。
第二国际与德国社会民主党之所以还能日益艰难地维系着组织统一，靠的是以倍倍尔（August Bebel）和考茨基为代表的“中派”。尤其在1905年俄国革命失败之后，正统派领袖对左右之间冲突的“解决方案”，越来越是一些空洞的折中公式——理论上这两人也反对修正主义与改良主义，实际上他们却接受了修正主义者的做事方法。
相比之下，卢森堡越来越成为德国政坛公然仇恨的对象——不仅容克贵族和资产阶级反动派仇恨她，社会民主党内的右翼和德国工会的领导人也仇恨她。
事实上，在20世纪之交，党内右翼和修正主义者的有组织的核心，正是在工会高层中形成的。
伯恩施坦试图以“科学”方式为之辩护的内容，早已被这些“实干家”付诸实践。他们不愿“玩革命游戏”，他们之间广为流传的一句话就是：“总罢工就是集体发疯。”以弗里德里希·艾伯特（Friedrich Ebert，1906年后成为党的总书记）为首的工会领袖和不断扩大的党务官僚集团。官僚集团不愿受到第二国际和党的代表大会所通过的战斗性阶级斗争决议的约束，也不愿反对即将到来的帝国主义大战，甚至不愿反对威廉二世的炮舰政策。卢森堡清晰地看出，马克思主义那种“直接阶级立场”让他们在工会“利益交换政策”中感到十分碍手碍脚。
工人政党与工会之间的关系
因此，德国工会领导层不断追求“独立于”社会民主党和第二国际代表大会决议之外的地位。卢森堡在她的重要小册子《群众罢工、政党与工会》（1906年）中，对这种意图作出严厉批判，全面剖析了工会官僚体制的政策：
“这种社会民主党与工会‘各自行动’和‘权威对等’的理论，并非完全毫无根据，而是有其历史根源的。它植根于资产阶级社会‘和平的、正常的’时期的幻觉——在那个时期，社会民主党的政治斗争表现为议会斗争。然而议会斗争——正如工会斗争一样，是一种完全建立在资产阶级社会秩序基础上的斗争。它在本质上是一种政治改良的工作，正如工会斗争是一种经济改良的工作。议会斗争代表的是为‘现在’服务的政治工作，而工会则代表为‘现在’服务的经济工作。两者都是无产阶级斗争全过程中的一个阶段、一个环节，其最终目标其实远远超越了议会斗争与工会斗争。议会斗争在社会民主党的政策中，只是整体的一环节，正如工会工作也是一环节。今日的社会民主党，应该将议会斗争与工会斗争统一于一个共同目标下：废除资产阶级社会秩序的阶级斗争。”
“工会与社会民主党‘权威对等’的理论，不仅仅是某种理论上的误解或混淆，它表达了社会民主党内机会主义者一个众所周知的倾向——他们将工人阶级的政治斗争简化为议会斗争，企图将社会民主党从一个革命的无产阶级政党转变为一个小资产阶级的改良党。如果社会民主党接受工会‘权威对等’的理论，也就是在间接地、默许地接受这种转变——这是机会主义者代表们长期以来所追求的目标。”
（卢森堡文集第2卷，第156页及以下）
顺便一提，上述引文也清楚表明，卢森堡绝非主张一种“纯粹自发性”的阶级意识发展理论或党与群众运动之间的关系理论。她在多处反复强调，有必要把最先进的工人组织起来、让他们加以训练和历练，使之成为革命政党的先锋队，这个工人政党必须成为斗争的领导力量。
对考茨基的批判
卢森堡的重要贡献之一，不仅在于她对右翼的论战，还在于她比其他人都更早认识到考茨基主义日益妥协和空洞化的本质。早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尤其是在1910至1914年间，她加紧批判党内围绕着这位“马克思主义教皇”的所谓“马克思主义中派”，因为他已经越来越远离反帝国主义的革命阶级政治。卢森堡抨击了考茨基的改良主义与和平主义纲领，如限制军备、国际仲裁等。
难怪卢森堡的这些著作如今鲜为人知、也少有人提及，因为它们不仅是对改良主义和中派主义的辛辣批判，而且揭露了当今“和平运动”中的联合国崇拜、社会民主党左翼与前斯大林主义政党（如德国左翼党和德国共产党）、英国工党的科尔宾主义以及工会“左翼”官僚的本质。
卢森堡日益加剧的对考茨基的批评，毫无疑问并非出于个人恩怨或主观执念。事实上，她曾在修正主义争论和1905年俄国革命期间与考茨基密切合作，也对他产生过影响。卢森堡的批判源于她所主张的积极的马克思主义——她的马克思主义观点不断与社会民主党的政治实践和纲领方法发生冲突。
社会民主党这种基本由考茨基所构建的方法，是把最低纲领（即持续的“日常诉求”：工会权利、工资、法律改革等等）和最高纲领（社会主义革命、无产阶级夺取国家政权）机械地分离。由于两者之间没有过渡内容（即中间环节），一战前的社会民主党能够在几十年间一面实行“日常”的改良主义实践，另一面却维持形式上的马克思主义正统。既然革命看上去遥遥无期，那么这一内在矛盾就可以被掩盖。
党内右翼及其修正主义理论家不愿采取像总罢工这样“激进”的行动，无论是为了反对军国主义还是争取普选权（包括妇女的选举权）。他们担心这种斗争方式会破坏他们使用和平手段稳步争取改良的渐进主义策略，会吓跑中产阶级支持者，还会刺激军队高层和容克地主等反动势力。
然而，随着帝国主义时代的来临、军国主义的抬头、大规模的军备扩张，以及为一系列基本民主问题（有限的选举权、议会对政府缺乏监督权）和反对女性的社会压迫的斗争，将最低和最高纲领相隔离的局限性在实际斗争中被一次次地暴露出来。
对卢森堡而言，阶级矛盾的加剧是资本运动本身不可避免的结果。因此，她不仅把修正主义视为对无产阶级立场的背弃，更视之为一种反动的乌托邦。
对她而言，这不仅意味着要将斗争推向革命升级，也关乎改良本身的可能性。卢森堡明确指出，普选权（包括妇女）是一项资产阶级民主改革，但她坚决拒绝将其视为次要问题或被搁置。她也不认为普选权应当按资产阶级女权主义者的方式去争取（如向德国政府和平地请愿）。相反，面对来自资产阶级甚至君主主义反动势力的顽强抵抗，她主张要采取革命性的斗争手段，例如政治性群众罢工，来推进这类改革。
这一想法本身就令党内的右翼警觉，同时也实际反映出正在兴起的左翼对修正主义的反对立场。卢森堡试图使党的策略激进化，挑战了考茨基的中派主义所致力维护的社会民主党内部的“和平”。这使得双方在大战爆发之前，矛盾日益激烈。德国社会民主党中主观上的革命左翼的形成，和与考茨基中派的日益决裂，无疑是卢森堡及其他党内左翼人物的重要成就——在这方面，她的立场明显优于托洛茨基和列宁。
然而，与俄国社会民主党内布尔什维主义的发展不同，卢森堡及其左翼并未将他们的批判发展为系统化的纲领和组织形式。当1914年大战爆发时，这些优点与弱点都影响了他们对社会民主党分裂的反应。由于右翼的逼迫，考茨基和他的追随者成立了独立社会民主党（USPD），卢森堡和社会民主党的左翼在其中组建了一个左翼派别（“国际小组”），也就是斯巴达克同盟。而在1918-19年，当德国革命已经如火如荼时，他们才姗姗来迟地成立了德国共产党。
帝国主义概念与危机理论
众所周知，卢森堡也是一位试图理解资本主义发展及其内部危机倾向的理论家。在《资本积累：帝国主义经济解释的一个文献》与《资本积累，或后继者如何曲解马克思的理论——反批判》（见卢森堡文集第5卷）中，她提出：“帝国主义经济根源的解释，必须具体地从资本积累的规律中导出，并与之协调一致”（见《反批判》，第431页）。
尽管卢森堡在捍卫马克思主义理论和立场方面，尤其在经济理论领域有巨大功绩——她指出马克思的思想中确实包含资本主义的“崩溃论”——但是她的帝国主义理论在方法论上有根本缺陷，未能实现她自己提出的目标，即“从资本积累的规律中导出帝国主义的经济根源”。
包括罗曼·罗斯多尔斯基（Roman Rosdolsky）在《马克思〈资本论〉的形成》中和亨里克·格罗斯曼（Henryk Grossmann）在《资本主义制度的积累与崩溃规律》中，都指出卢森堡的理论缺陷。如格罗斯曼对卢森堡分析的总结如下：
“她不是从资本积累的内在规律，也不是从其达到某种程度的积累中，导出资本主义崩溃的必然性，而是从外在的、资本主义国家之外不存在非资本主义国家这一事实中导出崩溃的必然性。马克思是将资本主义问题根植于生产过程，而卢森堡则把资本主义生存的决定性问题从生产领域转移到了流通领域。”
（格罗斯曼，第21页）
卢森堡的错误
与所有伟大的革命家一样，卢森堡也犯过重要错误。其中最为人熟知的无疑是她对民族问题的理解不足，因此低估了被压迫民族的解放斗争——正如列宁在他对《尤努斯小册子》（Junius Pamphlet，卢森堡著名的反战著作）的批判中所指出的那样。她在理论上的弱点还包括对十月革命中列宁和托洛茨基推行的一些政治经济措施的批评，虽然这些批评都是出于国际无产阶级团结的原则性立场。不过，卢森堡对革命的支持与热情无可否认是极其强烈的。毕竟，她视十月革命为“国际社会主义的救星”。
卢森堡对于沙俄境内民族自决权的问题，以及十月革命的土地纲领，同样感到不适。或许，她和列宁等人最深刻的分歧在于她反对布尔什维克党在1918年解散国民制宪议会。卢森堡当时仍主张苏维埃与制宪议会应当并行不悖，而且认为布尔什维克应当重新组织一次制宪议会的选举。
在这一点上，卢森堡并未清晰认识到，在无产阶级专政之下，正如在整个无产阶级革命中一样，革命的民主机关之间，即一方面代表无产阶级的阶级统治的苏维埃，另一方面代表资产阶级统治形式的议会机关，不可能长期并存。长期并存意味着一种持续的“双重政权”。卢森堡未能看到在无产阶级取得政权后，反动势力必然会重新围绕资产阶级机关进行整合。这种双重政权必须被终结，不是革命就是反革命，二者只能择其一。
正如保罗·弗勒里希（Paul Frölich）在他那本极具可读性的卢森堡传记中所写的，有一定证据表明，卢森堡在德国革命的实际经验及其中制宪议会所扮演的反革命角色的基础上，开始意识到自己立场的弱点。这个判断到底有多准确还不得而知。无论如何，斯巴达克同盟/德国共产党的一些重要领导人，如克拉拉·蔡特金（Clara Zetkin）、恩斯特·迈耶（Ernst Meyer）和欧根·莱文（Eugen Leviné，慕尼黑苏维埃的领导人，于1919年7月5日被处决）都不同意卢森堡的立场。
卢森堡对列宁主义的态度
尽管存在错误与不足，卢森堡依然是并将继续是一个革命榜样，因为她的错误也总是出于推进无产阶级的斗争——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实践上——的真诚意图。
尽管她并不主张用“自发性理论”来解释阶级意识的形成过程，尽管所谓“卢森堡主义”在很大程度上是后人构建的产物，尽管她也坚信革命政党的必要性，但是否认或低估她与列宁之间的分歧也是错误的。
这种分歧首先在1903年俄国社会民主工党（RSDLP）的代表大会后显现出来，卢森堡随后猛烈抨击列宁为建立一个高度集中且纪律严明的职业革命家政党所进行的努力。毫无疑问，这些文章在内容上与当时托洛茨基的反布尔什维克的小册子和文章颇为相似，而且也表明是卢森堡最薄弱和肤浅的著作之一。
在《罗莎·卢森堡与第四国际》一文中，托洛茨基对卢森堡对政党问题的理解与列宁的区别作出了清晰和平衡的评价：
“罗莎本人从未像帕尔乌斯（Parvus）那样，把自己局限于单纯的自发性理论。帕尔乌斯后来把他的革命宿命论换成了最令人作呕的政治宿命论。与帕尔乌斯相反，罗莎·卢森堡努力提前教育无产阶级的革命派，并尽可能将其组织起来。在波兰，她建立了一个高度严格的独立组织。最多只能说，在她对工人运动的历史和哲学评估中，与她对即将到来的群众行动的预期相比，她对先锋队的预先选拔重视不够；列宁则从不幻想未来奇迹的发生，而是把觉悟工人通过明确的纲领——不论是在合法的群众组织中还是在非法的地下活动中——不断地、坚定地组织成为稳固的核心力量。
“她的自发性理论是针对僵化的改良主义组织机器的一种有益武器。但由于它常常针对的是列宁构建革命组织的努力，这一理论也表现出了其潜在的反动倾向，尽管在她这里只是偶尔显现。她的革命现实主义使她无法将自发性理论发展成完整的形而上学体系。事实上，如前所述，她在实践中几乎步步都在削弱这一理论。在1918年的十一月革命后，她开始了积极组织无产阶级先锋队的热忱工作。”
（引自托洛茨基《罗莎·卢森堡与第四国际》，见《托洛茨基著作集 1935–1936》，第30页）
这位伟大的革命家才刚刚开始这一工作。1919年1月，她便被反革命势力谋杀。然而，她的遗产和她为之不懈奋斗的事业仍在继续：无产阶级世界革命、新的革命共产主义政党的创建，以及新国际的创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