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Bernie McAdam
2020年11月12日
在2020年10月7日，尼日利亚青年爆发群众性起义，起因是一段在网上传播的视频，显示特别反抢劫行动队（SARS）的警察杀害了一名青少年。拍摄视频的男子被拘捕，于是街头爆发了群众示威，示威者使用#EndSARS的标签。警方使用催泪弹驱散抗议者，然而抗议活动在尼日利亚所有主要城市都迅速升级，尤其是在其最大城市拉各斯（Lagos）和联邦首都阿布贾（Abuja）。
这场起义的爆发并非偶然。乌赫利（Ughelli）青少年被杀事件只是SARS长期以来骚扰和恐吓青年的冰山一角。SARS警察因法外杀人、勒索、绑架和强奸而声名狼藉，年轻人常常成为其受害者。国际特赦组织（Amnesty International）报告称，过去三年内至少有82起SARS的酷刑、不当对待和谋杀事件。
2020年10月11日，总统穆罕默杜·布哈里（Muhammadu Buhari）宣布解散SARS，并成立一个名为“特种武器与战术部队”（S.W.A.T.）的新单位。实际上，这只是换了个名字而已。没有人会被这个伎俩愚弄，这是SARS在过去几年中第五次被“改革”。更多更大的抗议活动随之而来，#EndSARS变成了#EndSWAT。布哈里以更强硬的手段回应，10月20日，他试图在拉各斯实施24小时宵禁。拉各斯现在是非洲最大城市，人口达到1450万，部分人估计甚至达到2300万。
当天晚上，示威者在拉各斯的莱基收费站（Lekki Toll Gate）集体违反宵禁。军队向群众开火，至少造成12人死亡，更多人受伤。最初政府对此矢口否认，不过根据路透社的报道，当天尼日利亚共有46人被杀。起义在全国蔓延并且升级，多地出现了路障、袭击警察局和收费站的情况。由于人民确实极度贫困，也不出意外地发生了抢劫行为。多个地区的武装暴徒袭击了和平示威者，显然是受了警方的指使。
国际支持也很重要，许多音乐人都支持青年，诸如Rihanna, Beyonce, Noname, Drake, Diddy, Trey Songz和Jack Dorsey等，以及美国和伦敦都爆发了声援的示威活动。在尼日利亚，已故阿非罗节奏先驱Fela Kuti的儿子、音乐人Seun Kuti也谴责了政府和警方。Fela的家族长期以来一直是军方的目标，Seun则继承了这一反政府传统，他强调“如果富人可以抢劫，那么穷人也可以”，这是对帝国主义及其代理人掠夺尼日利亚资源的反讽。
危机边缘
青年起义发生在尼日利亚经济危机的背景下。事实上，18岁以下的青年占该国总人口的一半，失业对他们的影响尤为严重。在2020年第二季度，尼日利亚的失业率为27.1%，即有2170万人失业，另有28.6%的人处于就业不充分的状态。在15-34岁的人口中，失业人数高达1390万。
在2000-14年间，尼日利亚GDP的年均增长为7%，但在2014-16年油价暴跌后，2015年的GDP增速降至2.7%。尼日利亚依然是非洲最大的石油出口国。在2016年，尼日利亚经济出现25年来的首次衰退，此后经济复苏乏力，不能将贫困人口从穷苦中解救出来。
疫情的影响也会是灾难性的。据世界银行报告称，油价暴跌预计使经济陷入严重衰退，为1980年代以来最严重的一次衰退。石油行业占尼日利亚出口额的80%以上，占银行总信贷的30%，占政府总收入的50%。随着油价下跌，政府收入占GDP的份额预计会从2019年已经很低的8%降至2020年的5%。
与此同时，疫情也开始侵蚀私人投资，减少了来自侨民的汇款。对于尼日利亚经济而言，这尤为重要，例如在2012年，海外汇款占GDP的5%。在美国的尼日利亚社区就是其中的重要贡献者，他们是所有移民社区中受教育程度和专业水准最高的。特朗普政府因所谓的安全原因对尼日利亚国民实施旅行禁令，实际上造成了美国人才流失，这就是特朗普感谢对社会作出贡献的移民的方式！
尼日利亚面临的其他问题还包括东北部的伊斯兰极端组织博科圣地叛乱（Boko Haram insurgency），导致超过2万人死亡，200万人流离失所，600万人因贫困加剧而受影响。世界银行为援助东北部的危机提供了2亿美元的贷款，但这只是沧海一粟，还增加了自1958年以来尼日利亚所背负的众多贷款和债务。
因此，尼日利亚深受世界帝国主义债务的束缚，石油和天然气的跨国公司无情掠夺其资源，在尼日尔三角洲造成大规模环境污染。再加上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国际金融机构，要从贷款中获取利息，为尼日利亚政府制定紧缩政策。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最近批准了一项34亿美元的紧急贷款，以应对疫情对经济的影响。
在此贷款获批之前，尼日利亚的主权债务已上升至730亿美元。布哈里的应对措施是在疫情期间削减开支。今年政府实施了一系列紧缩措施，包括允许消费品涨价、上调增值税、燃料和电力价格上升等。全国劳工大会（NLC）和工会大会（TUC）呼吁在9月举行无限期总罢工，反对汽油和电力价格上涨。
然而，在总罢工前夕，工会领导人在没有获得政府任何让步的情况下就放弃了罢工。基层工人曾强烈要求采取行动，随后工会各个支部和街头的抗议活动对这一背叛进行了猛烈抨击。这充分说明了工会中需要一个替代的斗争领导层，能够在整个运动中组织和建立一个基于必要时在没有工会官僚支持的情况下采取行动的基层反对派。
从反抗到革命
#EndSARS起义的规模表明，这不仅仅是关于SARS的问题，而是青年对国家腐败和贫困的深刻疏离感。运动是自发的和无领导的，早期的群众动员还强调不要政治、不要传单。然而，随着警察和军队的进攻，抗议者开始呼吁政府下台，运动的激进性也随之增强。
运动现在提出的五项诉求是：
- 立即释放所有被捕的抗议者；
- 为所有死于警方暴行的受害者伸张正义，并为受害者的家属提供适当的赔偿；
- 设立一个独立机构，监督调查和起诉所有警方不当行为，并于10天内出具相关报告；
- 根据新的《警察法》，对所有解散的SARS警员进行心理评估和再培训（需独立机构确认），然后才能重新部署到新单位；
- 提高警察工资，让他们为保护公民的生命财产安全获得足够的报酬。
这些诉求完美地概括了群众对结束压迫的正当呼声，然而最后两项要求——对警察进行心理评估和加薪——显然表达了对国家的幻想。警察、军队和司法机关是资本主义国家对被剥削和被压迫者控制的组成部分。通过给镇压机关更多的钱，并不能改变他们的压迫者角色！革命社会主义者应该指出，在资产阶级国家不被推翻的情况下，这些机构不可能通过和平改革来转变为符合群众利益的机构。
然而，更令人惊讶的是，一些自称为社会主义者的人，在群众反对警察的斗争如火如荼地展开之时，居然也要求奖励一个充斥着腐败和暴力的警队，给警察加薪。这点被尼日利亚的两个“革命团体”所呼应，一个是最近从工人国际委员会（CWI）分裂出去的民主社会主义运动（DSM），另一个是国际社会主义道路（ISA）组织的社会主义替代运动（MSA），二者都持相同主张，他们还主张建立一个“警察工会”并通过社区委员会来控制警察。
当然，运动有必要提出和警察相关的诉求，例如解除他们的武装并削弱其压迫职能，但民主化警队的诉求不能脱离摧毁资本主义国家的斗争，也不能脱离为工人和青年建立新的自卫机构的斗争。警察不是“穿制服的工人”，而是国家的前线代理人，其存在的主要目的是镇压工人运动。我们应当像排除一切破坏工会的组织一样排除警察工会。
虽然这些“革命团体”都正确地主张有组织工人进行团结，但是他们没有提出一个集中的行动纲领，能够将目前有限的群众斗争升级为广泛的无产阶级夺取政权的斗争。第五国际联盟认为，这样的纲领应成为一个革命政党的首要武器，用以提供通往社会主义革命的过渡战略，这样一个纲领的关键支柱将包括：建立行动委员会、建立工人民兵，以及以建立一个对这些机构负责的工人政府为目标。可惜，这些所谓的革命社会主义团体都未能提出这些革命组织的核心诉求，恰恰反映了他们尾随群众运动、误用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的倾向。
何去何从？
目前，#EndSARS运动正处于一个十字路口。抗议的组织联盟声称：“我们将不再优先考虑线下抗议”、“整理善后”并“转入线上”。更令人不安的是，他们说“我们提出了一个由名人、活动家、法律界人士、组织战略家、记者和企业家组成的多元化代表群体”，这显然不是一个向工人阶级和贫民靠拢的转向！那么，当运动组织者声称运动“没有领导人”时，实际上是谁在做出这些决定呢？
这场青年起义最初的自发性和动力不应被浪费，而应该被引导至一个能够民主地召开代表会议、制定前进诉求并确定政治方向的运动中去。民主产生运动的领导层本身是至关重要的，因为所谓“无领导”的运动最终总是会表现出一些不受监督的领导人。如果没有明确的前进方向，这种运动也很可能会消散，甚至彻底消亡，从而让布哈里总统逃脱责任。
这正是为何必须组织青年的群众性民主集会，让他们来控制运动。这些群众性机构可以成为行动委员会的雏形，在全国各地建立，并在全国范围内联合和协调。它们应努力吸纳工人组织、学生、女性、失业者和更广大的青年群体。行动委员会应是民主权利最坚定的捍卫者，同时必须发起对布哈里政府及其帝国主义紧缩政策和腐败的反击。它们应组织一次总罢工，以推翻布哈里政府。
反对SARS的斗争使数十万青年团结在一起，共同反对这个象征着腐败、长期贫困、环境污染以及和帝国主义勾结的国家。激进化的青年必须要求对尼日利亚正在发生的经济危机作出政治性回应，寻求与有组织的工人阶级的团结。尼日利亚工人阶级必须展现出对青年的支持。尽管全国劳工大会和工会大会口头上都支持青年，但是工会领导人却毫无行动的迹象。因此，基层工会成员必须在工会内部进行独立于领导层的动员，为支持青年和捍卫工人的生活水平而罢工，不能再指望这些出卖工人的工会官僚。
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任何反对现存国家的运动都将面临暴力镇压。这不仅适用于示威，也适用于罢工。对抗武装部队和国家资助暴徒的自卫问题才是关键，这不能仅靠呼吁“改革警队”来回避。建立在群众性工人组织和青年基础上的民主集会不仅应组织抗议，还应组建有纪律、配备武器的单位，作为在社区和工作场所中有效的自卫形式。
行动委员会的建立及其自卫职能，将非常直接地提出“谁是国家的主人”的问题。我们呼吁工人阶级的所有领导人都和资本主义制度决裂，建立一个基于民主工人议会的工人政府，以解决危机，捍卫工人阶级利益。这意味着取消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的债务，没收工业和银行大资本，实现工人对社会生产的控制。同时，也必须解决尼日利亚严重的土地问题，如农民与牧民之间的冲突，争取农村贫民的支持。
然而，要实现上述前景，必须要有一个革命的政党去自觉地推进运动。自1999年军政府的统治结束以来，尼日利亚一直被两个腐败的资产阶级政党——全体进步大会党（APC）和人民民主党（PDP）所统治。全国劳工大会的官僚曾经勉强尝试建立一个小型的尼日利亚工党（LP），但官僚们对此尝试并不严肃。因此，建立一个新的群众性工人政党已成为当务之急，革命者应在新党的内部斗争，促使该党采取彻底与资产阶级决裂的政治立场，并接受一个革命社会主义纲领。
尼日利亚的左翼组织，如上文提到的民主社会主义运动和社会主义替代运动，显然都在建设尼日利亚社会党（SP），此外，还有国际马克思主义倾向（IMT）推动的“工人与青年替代运动”（CWA），以及“联合行动阵线”——一个由工会和民间组织组成的联盟，他们都应呼吁建立一个新的群众性工人党。与此同时，这个政党应为一个革命纲领而斗争，一个明确主张由工人和农民粉碎资本主义国家的纲领，一个工人国家，建立在来自工厂、学校、大学和社区等地的代表委员会的基础上，由工人民兵来保卫，并必须着手没收本国和外国资本家，把尼日利亚的统治阶级扫进历史的垃圾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