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中国的评估

March 26, 2008

作者/Peter Main

2008年3月26日

随着美国的经济衰退，Peter Main将在这篇文章中分析其对中国的冲击。中国近年来已成为全球化活力的象征，但Peter Main分析认为，中国不仅无法拯救全球资本主义，相反，中国今年出口市场会受到经济危机的拖累，而今年正值中国走向其经济周期的峰值。

美国经济衰退的预期已经让全世界关注它对其他国家可能产生的影响。美国作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通常被描述为“世界经济的火车头”，但没有人会质疑，近年来这辆火车前进的速度日益倚赖于中国的发展。数年来，全球化的学者和专家们一直把中美两国在经济上日益增强的相互依赖作为资本主义双赢模式的高效和活力的证据——中国的经济增长被当作资本主义全球化可以为第三世界的国家带来经济和社会福利的案例。其实中美间所谓的经济依赖，简而言之，就是中国把廉价劳动力制造出来的便宜消费品出口到美国，同时用出口外汇大量购买美国国债，由此造成美国通货紧缩的压力，使美联储得以实行低利率政策。低利息的贷款刺激美国消费并带动了美国的经济增长，而中国自身的工业发展需要国际上提供的能源、原材料和各类食品，又带动了各国经济。因此，中国成为了全球资本主义活力和扩张能力的符号。

我们可以暂且撇开这些论述中带有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成分，而去看看他们的经济学分析，我们会发现这些分析本身有很多问题。在世纪之交，中美两国开始的产业周期是充满活力的，经济学家们恰如其分地描绘了这点，不过他们假定这种经济增长会是稳定的和无限可持续的——至少在中国农村依旧是廉价劳动力的储备时——却是错误的。现在信贷紧缩已经使美国经济陷入停滞，各国注意力正转向中国经济是否足够庞大而拉动世界其余国家的经济增长，即便在没有向美国的出口持续增长的情况下。对此持积极态度的人认为中国可以与美国“脱钩”，在自身经济发展的基础上继续前进。

这种观点并不能置之不理，因为尽管出口产业是中国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它从来不是主导性因素。在加入世贸组织后，中国经济的上升阶段，出口产业占GDP的40%，不过近几年来国内需求对GDP增长也做出了更大贡献。另外，美国现在不再是中国出口的首要目的地了，2007年中国出口有21%流向美国，而由23%流向欧盟。中国拥有13.5亿人口，有超过100个人口在50万以上的城市，工人阶级人数约有3.5亿，中国每年的固定资产投资额（广义上包括基础设施和生产设备）相当于GDP的45%以上（2007年《经济学人》数据）。显然，美国从中国进口的减少并不会直接导致中国工业陷入停滞。

然而这绝不意味着美国的萧条不会对中国发生任何影响。首先毋庸置疑的是，今年一月中旬许多大型金融机构，如美林银行，已确信不仅美国正在面临萧条，而且其他大国都可能面临严重后果时，上海、深圳和香港的证交所指数均不约而同地大跌。在国际上，世界银行的季度报告指示美国消费支出每下降1%，中国GDP增长就要减少0.5%。表面看来这不算什么，毕竟中国去年实现了11.4%的经济增长；可是这意味着，若美国消费者支出减少10%，中国的经济增长率实际上就要减半，这对任何经济体而言都是巨大的冲击。

再有，中国在世界市场上提供的绝不仅仅是消费资料，近年来生产资料在中国出口中也占有越来越重要的地位。因此，美国工业投资的锐减不可能不对中国的资本商品的生产造成冲击。此外，中国的许多金融机构都在美国放贷，因此次贷危机也会对它们造成影响。美国的萧条也会或多或少地对欧盟经济产生影响，由此造成中国向欧盟出口的减少。最后，我们不应忘记中国的出口经济有赖于向世界各国以同等规模进口原材料、半成品、能源和食品，那么，中国的出口减少将对其他很多国家造成直接影响。

因此总的说来，所有证据并不支持“脱钩”的命题，假如“脱钩”命题认为美国经济衰退对中国经济至多造成一些无关痛痒的影响的话。但是，这并没有解决中国经济在短期至中期内的发展前景问题，因为我们还没有讨论中国“国内”经济的潜力。就算出口贸易下滑确实让GDP增长率下降了几个百分点，国内市场的扩大是不是也有可能抵消这个影响？假如可以的话，这是否足够让中国取代美国，成为世界经济的火车头呢？

上文提出的问题，不管答案如何，已经表明中国在过去三十年间发生的巨大变化。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估计去年中国的GDP，以购买力平价指数（PPP）计算，达到了11.6万亿美元，而美国则是13.5万亿。这似乎表明中国即将取代美国的说法是有道理的，即便美国不发生经济危机。然而，这其实是一种夸张的说法，一个服务于支持全球化的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说法。

我们且不说GDP作为量度经济生产力指标有它固有的缺陷（这些缺陷反映了资产阶级经济学对市场的拜物教），先看用购买力平价指数来比较发展水平不同的国家的GDP这点，其中就存在问题。用购买力平价指数计算出的GDP数值等于汇率折算的GDP乘上某一个倍数，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上述计算中对中国所用的倍数是4.5倍（即，汇率折算的GDP×4.5=购买力平价GDP），顺带一提，世界银行当时采纳的也是这个倍数。然而国际比较项目（ICP）于2007年12月份对中国的收入和物价做了一次更严谨的研究，世界银行根据这份研究把倍数由4.5下调至2.3，减少了差不多一半。这样算来，中国2005年按官方汇率折算的GDP是2.2438万亿美元，按新的倍数购买力平价GDP应该是5.3332万亿美元，而非原先估计的8.88万亿美元。

同理，中国2007年的购买力平价GDP按新的倍数这算应该为7.04万亿美元，而非11.6万亿，比起美国13.5万亿的GDP不过是一半多一点罢了。从全球视角看，中国的GDP应该占世界GDP的9.7%，而非14.5%*。然而甚至这个数字也依然有可能夸大了中国经济的规模，因为中国的许多商品是用于出口，在世界市场上按国际价格售卖的（换言之，购买力平价的乘数还要小一些）。其实世界银行之前所用倍数早在中国官方统计局和经合组织（OECD）1999年进行调查时已被质疑，经合组织的调查认为该倍数应为2左右*，与国际比较项目估计的2.3非常接近。那时几乎所有的西方经济学家，不论是学者还是官方机构，都乐于夸大中国经济的增长。但时至今日我们仍然要记住，中国的GDP数据是基于政府的统计数据，而非像其他国家那样更普遍采用样本和调查方法计算。

很明显，这些对中国经济规模的进一步评估已经在相当程度上否定了中国的经济总量可以在短期内超越美国，或者中国将和美国共同成为世界经济“火车头”的观点。购买力平价指数也被用在计算贫困人口数目上，数十年来中国2亿农民脱离了贫困线，这个数目是证明中国资本主义复辟优点最知名的数据之一。数据本身建基于中国政府官方统计：在1978年，2.5亿人生活再“贫困线”之下；而到2003年，该数目已减少到2900万。“贫困线”在中国定义为67美分每天，这个实际收入计算用的是世界银行提供的4.5倍率。（OECD经济调查，2005年）

对于贫困标准的问题有两点需要指出。第一，在1978年时贫困和饥饿在中国是普遍的，实际上正是贫困促使安徽省的农民在1977年率先打破公社制度，回归家庭耕作。这个尝试立刻增加了谷物的产量，试验的成功很可能就是邓小平在第二年宣布“改革”农业生产的主要动机。可是，根据货币收入确定贫困标准的方法很难直接用回到三十年前的中国人身上，因为在当时计划经济制度下，货币—商品交易不是物资分配的主要形式。当时农民的货币收入无疑比现在要少很多，然而当时他们不用为许多物资付钱，而这些物资在今天已成为商品（亦即需要用货币购买）。

第二，也是更重要的，中国政府的贫困标准和联合国与世界银行的广泛采纳的标准是不一样的，后者的贫困标准是每天收入1美元。用新的购买力平价倍数折算到中国，那么总共有3亿中国人，至少是还活着的中国人，生活在“国际贫困线”之下，也就是处于绝对贫困的状态。世界银行在2008年2月份的季刊中称这可能高估了贫困人口的数目，因为贫困人口多集中在农村，而农村的物价是相对低的。在对新数字的注解中它估计2004年贫困人口约占中国总人口的15%，也就是约1.95亿人。

中国的资本主义复辟不仅让各帝国主义国家得到了物质财富，而且也成为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宣传的一个有力武器。很典型的说法是资本主义复辟使中国取得了十多年的“稳定增长”，如经合组织在2005年的报告中称“在过去二十年内年均9.5%的经济增长”。不管是否有意，这和“共产主义”中国形成了鲜明的对照，那时中国笼罩在可怕的贫困阴影下，是一个遭人蔑视的国际弃儿。不可否认，中国确实取得了巨大的经济成就，而取得这种成就的一个重要因素是融入了世界市场。如果这证明了什么，那么它恰恰是证明了斯大林-毛泽东主义的“一国建成社会主义”路线的彻底破产。不过，要更深入地理解这个经济成就的内容，以及经济成就的社会和政治影响，我们需要剥开通常包裹着数字的意识形态外壳。虽然我们除了官方提供的数据之外没有其他依据可用，但是这让我们更有必要记住这些数据的来源机构和意识形态根源。

在使用GDP增长作为衡量中国经济增长的指标时，我们尤其要弄清两点。第一，中国在“改革开放”之前实行单一的公有制计划经济，其经济发展不能用GDP（以市场经济和商品交易为基础）的增长来衡量。尽管有些经济学家试图计算那时的GDP，但相应的统计数据是不存在的。在“改革开放”之后，尤其在改革初期（计划经济仍然占主体），用GDP计算经济增长显然也是不可靠的。第二，即便中国经济完全没取得任何增长，它的GDP数字也会随着市场化改革而增长。上文已提及，GDP是根据市场商品和服务交换的总价值来计算的。换言之，在“改革开放”之后，许多先前由官僚主义计划所分配的产品，或者说计划经济时代根本没有的产品，现在已经“市场化”了，变成了计入GDP的货架商品。例如，许多社会服务便是如此。在1978年“改革”之前，所有的农村人口享有农村公社提供的基本医疗服务，而城市劳动者则是“铁饭碗”——完全享有国家提供的教育、住房、医疗和其他社会服务。今天，所有的医疗服务都要付钱，而所有的城市住房早在1995-1998年这三年间就全部私有化了。另外，经济私有化创造的许多新的职业门类，如会计师、律师、地产经纪等等的活动，在计算GDP时也会被囊括在内。

更进一步的考虑还涉及中国的人口问题。据国家统计局2000年发布的数字，中国约有13.5亿人口，这个数字将以每年1.07%的速度增加。官方预计，要满足这个日益增加的人口的物质需求，中国GDP至少得以每年6.5%的速度增长。用最简单的术语解释，中国人均GDP要维持不变，GDP的年增长率就至少得达到6.5%。那些“头条”数字，最常引用的经合组织的报告——每年9.5%的GDP增长，让人觉得中国经济在稳步增长，但实际上有很大的误导性。1984年，官方统计中国的GDP增长率接近15%，但是到1989和1990年，GDP增长率却低于4%。虽然1992年后GDP增长重回14%以上的高水平，但是在1999年却直线下跌至略低于8%的水平①。换言之，中国经济发展的速度相当地不稳定，资本主义复辟带来的决不是一个稳定、平衡发展的经济。相反，正如一切资本主义经济体一样，中国现在可能面临从繁荣到萧条的周期。

除了上面提及的几个方面外，我们还要看看官方数据的可靠程度如何。在其他国家经济数据是由独立的机构通过取样和调查的方法计算出的。中国的经济数据则是由负责不同部门的政府机构搜集的，这是从以前堕落的工人国家中延续下来的制度。乔纳森·斯托里（Jonathan Story）引用亚洲开发银行（ADB）的话称，他在评估中国情况时通常会在官方增长率的基础上减去两个百分点。在2001年12月《中国经济评论》举办的一次座谈会上，托马斯·罗斯基（Thomas Rawski）展示了一组中国在1997和1998年做的矛盾的统计数字，说明官方数据是不可靠的，中国“故意虚报经济表现的指标”。读者们如果还记得，1997-98年正是亚洲金融危机，因为保持表面上的经济稳定增长对中国政府而言是很重要的，所以才有了上述造假的数据。官方声称1997-2000年间GDP增长了24.7%，而该阶段的能源消费却减少了12.8%——能源消费量通常与GDP以大致相同的方向变动。

中国官方数据的完全不可靠让国际投资者大为头疼。有意向的投资者希望知道中国的真实情况，至少在他们的投资期限内。中国向世界敞开大门让研究人员独立汇编数据变得日益简单了，其中一个例子是高盛银行汇编的“中国活动”指数（GSCA）。有趣的是，高盛的统计显示中国20世纪末的经济增长率是4%-5%，既然官方数据是8%，那么亚洲开发银行对中国经济增长估计的6%（8%-2%）还算是乐观的了！相应地，高盛估计2006年的经济增长数字要高于官方的数字，当时中国政府对经济过热表示担忧。

事实上，中国政府这几年来的主要目标是减缓经济增长。不受控制的经济增长不仅会导致通货膨胀，加大沿海与内陆省份的不平衡，还会引发中国贸易伙伴的保护主义措施，尤其在美国大选的年份。我们可以看见，自2005年以来，一向和美元挂钩的人民币已经增值了12%。在2007年底，中国政府取消了不少刺激出口的政策优惠（如税务减免等），而增加了对出口的限制，比如对高耗能产品的出口限制。另一方面，政府也收紧了流动性，降低了存贷比。

尽管采取了上述措施，中国2007年的贸易顺差依然高达2622亿美元，同比增长47.7%，而该年GDP的增长率估计只有11.2%。②已经是世界上最庞大的中国外汇储备也因此增加到1.53万亿美元。巨大的外汇储备隐藏着许多不稳定因素。比如，若这些储备用于国内经济，则会引发通胀；反之，在国际上使用又会造成美元贬值，这将造成剩余的外汇储蓄和以美元计价的中国海外资产同时贬值。

自中国加入WTO以来启动的商业周期已经进入第八个年头了，不少迹象显示它已经达到了周期的顶峰。2007年的经济增长率是11.4%，要高于2006年的11.1%，但是经济增长率从2007年第二季度的11.9%下滑到第四季度的11.2%。③另外，经济增长已经推高了进口原材料、石油和食品价格，再加上城镇居民对国产食品需求的增加，官方的通胀率已达到了6.5%。④这是十年来最高的通胀数字，这个数字甚至低估了物价上涨对劳动者生活水平的冲击。因为食品支出在工薪阶层的支出里是占较大比重的，而一些食品的价格已经上涨了50%。

在今年一月初，政府为了控制可能造成社会动荡的高通胀率，对一揽子必需品的价格——如燃油和食物——进行了管制。这虽然能稳定物价，但是控制价格上涨的成本若不由经济困难的农民承担，便要由政府以补贴的方式承担。假如由农民来承担，那后果将是减少国内需求，给刺激内需、城乡经济再平衡造成困难。但是假如由政府承担这一成本，又会造成通货膨胀和财政资源的减少，而国家需要钱来发展内陆省份。

上海和深圳证交所指数在不到两年的时间就涨了4倍⑤，这或许部分是由于许多缺乏经验的小投资者的推动，同时从股市中能轻松获利的期望也说明实业的投资回报率正在下降。2007年股市的剧烈波动反映了市场的紧张，这正是经济周期达到其顶点的一个迹象。在国内外各种压力下，今年的经济形势会更加不稳定。我们看到上一年最后一季度的增长率已经下滑了，背后的原因多半是出口的下滑：2007年12月份的出口环比下降14.2%。自然，一个月的数字不能证明经济下行的趋势，但今年一月在华中地区的一场意外雪灾会使经济增长更加低下。一些估计显示在雪灾发生的头两个星期内，各项损失总和已达540亿元，包括工农业生产的损失和基础设施毁坏等。此外，北京奥运会将于今年举行，毫无疑问政府会竭尽全力去避免任何社会动荡——实施价格管制已经是一个例子。但事实将会证明，政府在应付由于出口工业受到打击而导致的生产萎缩和失业问题时，会和其应对雪灾时一样毫无准备。出口工业主要由台湾、韩国、日本以及香港等地的外资企业控制。可以想见，这些外资企业——甚至包括香港的企业在内，都会把利润作为首要目的而置于“爱国主义”之上，换言之，当销售额下降时，他们将会解雇工人并关闭工厂。在中国，私企的数目已经飞速增长，在2006年增长了15%；而根据中国劳工通讯2007年底的一份报告，在2007年初，所有私企雇佣的工人总数达6400万，产出占GDP的65%。

2008年即将见证的，不会是在美国陷入经济衰退后，中国推动世界经济的增长，而更可能是中国政府竭力应付全球经济放缓与国内经济周期达到顶点后共同造成的困境。我们生活在一个有趣的时代。

另：对中国资本主义复辟进程的详细剖析，可参考Peter Main的文章“从毛泽东时代到市场经济”；《第五国际》2007年秋季刊，第二卷第四期。网址http://www.fifthinternational.org/content/china-mao-market

参考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