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Peter Main
原文于2021年7月1日发表于《第五国际》杂志，中文翻译时略加编辑。
- 评价与发展
- 第三国际
- 香港—广州—省港大罢工
- 上海—大革命的巅峰
- 南昌起义—秋收暴动
- 李立三—王明路线
- “新民主主义革命”和联合政府
- 结论
“在1921-36年间，一系列事件和发展将中共从一个真正的革命工人党变成一个不惜任何代价维护其统治的军事官僚阶层的反动代表。变化发生是第三国际的退化和中国工人阶级在1927年大革命历史性失败共同作用的结果。”——Peter Main
评价与发展
在每年的七一建党节，中国官方除了强调宣传党自身的强大力量之外，还不忘自我表扬其领导国家前进的巨大成就。在1921年，中共在一批知识分子、主要是年轻知识分子的主持下成立；为了逃避监视，在会议中断后，代表们还不得不改到的船上开会。如今，中共是一个拥有9000多万名党员的政党，在中国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扮演关键性角色。
官方宣传除了标注长征、延安和新中国成立等等“里程碑”之外，中国经济在过去30年的爆炸性增长也往往被用作对一党专制的合法性证明。在西方，仰慕中国经济实力的学者则解释说，恰恰因为中共放弃了“共产主义”而选择资本主义，中国才有了近几十年的经济崛起。这些评论当然都自觉忽略了1989年的天安门大屠杀。
在学界，无论是一直以来的官方党史学家，还是在2018年声援深圳工运的北大学生，都把中共的历史起点归结为1919年五四运动。这是正确的。不过，把1919-49年间的发展笼统概括为“新民主主义革命”却无视了发生在二三十年代的关键事件，而一系列事件和发展把中共从一个真正的革命的工人政党变成了一个能不惜代价维护其特权的军事官僚阶层的反革命代表——其中的转折点是1927年中国工人阶级的历史性失败。在之后的许多年，中国工人都没能从那次打击中恢复过元气。
到了1936年，中共已经步入“斯大林主义中国化”之路。尽管中共保留着机构和形式上的传承，但是其革命内容已经泯灭。和布尔什维克党一样，中国共产党也被宗教化，任何对党的“伟大光荣正确”的质疑都是不可能的。
在1921年的中共一大上，尽管大会只是通过了一套原则、任务和目标，但是单凭这些就足以看出党的性质和原则已经发生了如何根本性的变化。中共一大的决议不仅确认党将按照布尔什维克的模型建立，而且承诺支持苏维埃俄国，用工会组织无产阶级，支持蒙古、西藏、甚至还有……新疆的民族自决，并表示日后在自愿前提下可以成立中国联邦。
第三国际
在中共一大上，除了来自全国的12名代表外，第三国际（共产国际）的代表，荷兰人马林（Henricius Sneevliet）也出席了会议。这表明莫斯科在密切地参与、支持和指导这个年轻的中国支部。不过，第三国际也只是在1919年才成立的，它未曾系统性地总结俄国1917年革命胜利的战略和策略，也未曾总结马克思和恩格斯之后社会主义学说的发展。
第三国际没有制定一个国际纲领去指导它依然相当异质的各国支部，尤其是在民族问题和列宁的帝国主义理论方面，它的总结相当不足。在第三国际各级之间、以及第三国际和中共之间的纲领性分歧对中共的发展起了关键性的、并最终是灾难性的作用。
首先，二者的分歧体现在如何对待中国主要的资产阶级政党上面，换言之，共产党和孙中山的国民党之间应有什么关系。
在1912年中华民国成立后，孙中山曾被短暂地任命为大总统，不过在1921年他正住在中国南方的广州市。中共的两位缔造者——陈独秀和李大钊——对国民党人都没有好感，他们认为一个工人政党必须和国民党惯用的阴谋手段和暗箱交易行为彻底决裂。两人的基本观点是沿着布尔什维克的道路，在阶级斗争中保持严格的工人阶级独立性，建立一个苏维埃式的国家。
然而，在1920年，第三国际采纳了列宁关于民族问题的决议，该决议承认在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中，资产阶级民族主义者能起到进步的作用，所以在这些国家的共产主义者与资产阶级力量的结盟是合理的。 经过1921年初第三国际的第三次代表大会的进一步讨论，中共被建议加入国民党，利用孙中山的人脉和支援来推进组织教育工人阶级的任务。第三国际的建议在中国不受欢迎，不过在莫斯科的压力下，中共同意其党员可以单独加入国民党。
实际上，“加入”一词也是有误导性的。国民党不是一个现代意义上的政党，当时它还只是孙中山的支持者的一个松散联合。不过，与国民党合作的潜在好处在1922年初香港的海员大罢工中得到了证明，国民党的金钱支持对这次罢工的最终胜利起了关键作用。
在接下来的两年里，中共显然也受益于参与国民党的工作。由于陈炯明叛乱，孙中山在1922年短暂流亡上海，但之后很快被邀请回广州组建国民政府。与此同时，孙中山与莫斯科进行了广泛接触，后者制定了对国民党的经济和军事援助计划。莫斯科同意中共不仅作为一个政党加入国民党，还要帮助国民党改组为一个群众性政党。 在1924年1月的国民党一大上，登记成员有11000人，其中有500人是共产党员。共产党在国民党改组中发挥的作用得到了认可，有10个党员当选为国民党中央执委会委员。
改组后，国民党的潜力很快就得到了证明，它不仅招募了大量党员，而且获得了莫斯科的全力支持。有数十名国民党员——其中并非所有人都是共产党员——被派往莫斯科接受政治和军事训练，其中包括日后在中国政坛上举足轻重的蒋介石。在国内，城市工人和农民组织的成立不仅提高了国民党的人数，而且提高了大众对迅速改善社会的期待。
国共合作的爆炸性力量在第二年的上海变得清晰起来。1925年5月30日，一个日资工厂的日本工头打死了一名中国的罢工工人——这个事件本身就说明了当时的社会状况，结果上海外国租界的英军奉命向抗议的工人群众开枪，造成10人死亡，50人受伤。次日，中共发挥领导作用的上海劳动总委员会成立，号召总罢工。罢工总共动员了16万人，进行了为期三个多月的抗争，而总罢工不仅得到工人和学生的参与，而且还有商界的广泛联盟大力支持。后者是以国民党为代表的社会阶级。
香港—广州—省港大罢工
“五卅惨案”后，运动的发展已经难以遏制。同年的6月23日，在广州的英法军队再次向示威的中国群众开枪，造成52人死亡，百余人受伤。作为回应，类似的劳工组织号召在英殖民下的香港进行总罢工。数以千计的工人迅速响应了罢工，并离开香港前往广州获得食宿。总罢工不仅撤走了香港社会赖以维系的劳动力，而且由罢工工人直接选举出了省港罢工委员会，组织对香港的封锁，并以武装舰艇在南中国海巡逻。罢工工人在广东省各处设置路障，阻止所有物资进入香港。
随着运动的扩大，省港罢工委员会也提供了对罢工工人及其家属的援助，而且和其他省份工会进行团结和协调，控制范围远远超出了广州国民政府所能控制的领域。罢工委员会不仅有自己的武装，而且设置了各部门可以直接作出对整个广东省都具有法律效力的决议和命令，它因而也被称为“第二政府”（Second Government）。省港大罢工持续到了次年的10月，或许是人类历史上持续最长的罢工。
然而在莫斯科，事态的发展助长了1923年德国革命的失败后发展出来的机会主义思潮。在季诺维也夫（Gorigory Zinoviev）的领导下，第三国际执行局认为与国民党结盟是在未来成立一个亲俄的和反帝国主义的中国的关键，这一对苏俄来说的巨大收益，将为其他国家打造类似的联盟和胜利提供范本。因此，在孙中山于1925年3月逝世后，第三国际把希望寄托在蒋介石身上，毕竟蒋介石受过苏俄的培训，现在还担任着广州黄埔军校的校长。
反帝斗争的规模确实提升了统一中国的前景，激发了工农群众运动的复兴，也鼓励中国商界转而支持国民党。组织良好、受过更多政治教育的中共党员所发挥的关键作用反映在共产党人数的快速增长上——从上海“五卅惨案”前的1000名党员增加到香港总罢工巅峰时期的3万名党员。
另一方面，中共及其领导的工会的动员能力也开始在国民党内敲响了警钟。越来越多的工会在中资企业也组织了起来，要求改善工资、工作条件，也提出了其他诉求，如同工人在外资企业所争取的那样。那些从对外资企业的抵制中获益极大并资助国民党支持罢工的华商团体，现在逐渐转向支持国民党内开始质疑中共在“他们”党内的作用的人。
对立的阶级利益的现实不可避免地开始表现出来了。国民党的左翼和右翼不仅在国内问题上有争论，而且在对待苏俄与第三国际的态度上也有分歧。莫斯科注意到这些紧张的情势，因此也引发了第三国际内部对未来战略的争论。早在1925年5月，斯大林就声称要将国民党变为领导中国民族革命的“工农群众党”，中共将在国民党内行使领导权。
在1926年1月召开的国民党二大上，亲苏派仍占据明显的主导地位，新的国民党执委会甚至正式要求加入第三国际。虽然第三国际没有对这一要求给出明确的答复，但是国民党能提出这一要求的事实本身就鼓励了苏联顾问和中共，后者决定加强它们在广州政府和国民党组织中的角色。事态发展的速度现在似乎让国民党右翼感到震惊，这为蒋介石努力去填补孙中山去世留下的权力真空打下了基础。
1926年3月20日发生了著名的“中山舰事件”。蒋介石的部队在广州发动政变，逮捕了军队中的共产党活动家，解除了罢工纠察队的武装，并迫使国民政府主席汪精卫离开广州，取而代之的是蒋介石，他基本上建立了一个军政府并实施戒严。尽管“中山舰事件”丝毫没有终结华南地区工农群众的革命动员，但是它确实提出了一个问题：谁才是未来的领导者，是资产阶级还是无产阶级？
在3·20政变后，中共领导层犹豫不决，等待着第三国际对最受热情追捧的国民党领导人发出的敌对信号给予回应。然而在中共内部，陈独秀和处在上海的中央委员会已经提议，应当与现居武汉的国民党左翼汪精卫结盟，同时加强中共领导的国民革命军的军事力量。
政变后的几周内，蒋介石不仅巩固了对广州的控制，而且下令限制共产党在国民党内部的活动。共产党员不再被允许主持国民党的部门（军事和行政的），在省、市、全国的委员会席位都不得超过三分之一；其次，不允许任何人批评孙中山的学说；最后，中共不能武装自己的部队，必须交出国民党内的所有中共党员的名单。
陈独秀现在呼吁中共脱离国民党，作为一个独立的政党与国民党结盟——在战略上，国共合作仍被视为必要。然而，在接到莫斯科的指示后，第三国际的代表鲍罗廷（Borodin）坚持认为这会是一个过度反应。按照斯大林的建议，鲍罗廷说服中共中央出于团结和国共合作的战略必要性，中共应当接受蒋介石的命令。为了撇清责任，鲍罗廷指出蒋介石对国民党右翼的一些要员也采取了行动。
1926年秋，蒋介石开始北伐动员。国民革命军分三路推进，其首要目标是击败控制长江以南各省的军阀。现在，北伐战争成了一切活动的中心，中共通过动员工人和农民加入工农协会来支持军事行动，例如在湖南，有50万人加入了农会，其中许多人为北伐军提供了重要情报和支援。同样，在城镇，新的工会也纷纷成立，领导了针对工资和工作条件的经济罢工，以及要求民主权利、反对帝国主义和军阀支持者的政治罢工。
正是在这个北伐进展势如破竹的情况下，第三国际决定接受国民党作为“同情党”加入其行列，蒋介石还被选举为第三国际执行委员会主席团的名誉委员，成为了在第三国际中享有最高地位的中国人。第三国际试图强调和国民党结盟的长期战略现在正在收获回报。然而，在实地，事情并非一切顺利。有报告说，在蒋介石军队直接控制的地区，新成立的工会被取缔，占领土地的农民也被针对。
上海-大革命的巅峰
1927年3月21日，经过前两次失败的尝试，中共领导的上海工会（共有80万名会员）发动了第三次总罢工。超过130万工人参与罢工示威，直接转变为武装起义。在一天之内，起义就取得了成功。中国第一大城市，上海市的政权已经处于无产阶级的控制之下了。工人武装驱逐了列强资助的军阀，成立了上海特别市临时政府。然而，根据中共的阶级合作政策，临时政府也包括了几名商界代表，由于担心激起帝国主义的反击，工人还同意不进入外国租界。
鉴于一年前在广州的经验，位于上海的中共中央意识到蒋介石镇压的可能性。其时，蒋介石的军队已经迅速逼近这座城市。党中央建议筹备武装进攻，同时争取在武汉的左派国民党人的支持。不过，在他们的提议到达武汉之前，蒋介石已抢先发动了打击。
1927 年 4 月 12 日，在一次包括蒋介石的军队、警察、租界保安和上海黑社会的联合进攻中，国民党对工人区发动了大屠杀。数千人在几天的战斗中丧生，工会和中共办公室都被洗劫一空，事件被称为“四一二政变”。
即使这场灾难也没能让第三国际从根本上改正错误。针对“四·一二政变”，以汪精卫和宋庆龄为首的左翼武汉国民政府的答复是驱逐蒋介石。第三国际的代表罗易（M.N. Roy）将此解释为对右翼分子的清洗，因而使左翼国民党人成为民族革命的领导者。可见，罗易与斯大林的路线如出一辙。莫斯科宣布国民党继续是“工农革命民主专政”的机关，在6月30日，要求中共号召工农组织接受武汉国民政府和国民党左翼的领导。
与之相反，托洛茨基在1927年3月就要求第三国际必须改弦更张，允许中共作为一个独立的政党行动。托洛茨基现在得出结论是：中国革命要么是以工兵代表苏维埃的方式取得胜利，要么是根本就不会有革命。
尽管有来自第三国际领导层的认可，但武汉国民政府事实上还是选择了与蒋介石结盟，武汉工人被要求将武器全部上缴政府。7月15日，汪精卫发动“马日事变”，下令将所有共产党员驱逐出国民党，武汉工人再次遭到国民党屠杀。第三国际的战略彻底崩溃。陈独秀被要求做替罪羊，辞去了中共总书记一职。
斯大林对这场灾难的反应证实了托洛茨基对他的政治定性——“官僚中派主义”，即在缺乏一个科学的纲领的情况下，官僚领导层能够从一个极端摇摆到另一个极端。在马日事变的影响下，斯大林立刻从右倾机会主义转向其对立面的极左宗派主义。斯大林现在的结论是中国革命没有失败，相反，中共被驱逐出国民党证明了，阶级斗争已经在“本质上达到更高水平”，因而有理由在军事和政治上全面进攻。在第三国际宗派主义极左冒险的指令下，中共很快会把剩余的革命力量也彻底葬送。
南昌起义—秋收暴动
在接下来的三个月里，追随中共的国民革命军和它控制的一些武装力量通过暴动占领了一系列城市和农村地区。江西的南昌起义持续了三天，国民党正规军很快发动袭击，迫使少量的起义幸存者逃往山区——井冈山。同年在湖南的秋收暴动中，有一支3000人的部队占领了几个城镇，不过在这里，中共也证明自己无法与正规军抗衡，包括毛泽东在内的少数幸存者也被迫逃往井冈山。
与前两次暴动相比，1927年11月广东省的“海陆丰苏维埃”的不同点在于，它主要是农民运动，而诉求是夺取土地，并且动员了有30万人之多。不过，海陆丰苏维埃没能和任何城市革命力量对接，很快也被国民党正规军击溃，造成了巨大的人员损失。
这种考虑不周、孤注一掷的宗派主义路线的最后一役是当年12月的广州暴动。广州暴动集结了省港大罢工时成立的组织和全部干部，但是也仅仅坚持了三天。国民党镇压的统计报告显示有5700人死亡。光是这个数字就够吓人的了，但它还不能充分显示这些“起义”给中国工人阶级带来的灾难性失败的惨烈程度。许多（或许是大多数的）有经验的政治活动家和工会干部都被杀戮了，工人组织全部被解散了，而与此同时工人对共产党、乃至对其他政党组织可能残存的任何信任也被彻底摧毁了。
中国革命的失败不仅恰逢了第三国际和布尔什维克领导层内的深刻分歧，而且事实上也促成了更深刻的分歧。从右倾机会主义到极左冒险主义的路线错误，被斯大林官僚集团强加给俄国共产党和整个第三国际所有支部。
第三国际确定了所谓“第三时期总路线”，认为全球资本主义正在进入一个危机时期，在这个时期，共产党必须为革命形势做准备，不能与其他任何政党产生任何联系，因为其他政党一定会站在资产阶级一边。在中国，斯大林宣传这种情况的证据是蒋介石无法使各路军阀从属于他，而这些军阀继续挫败他统一中国的努力。除此以外，蒋介石最终消灭共产党在各个偏远山区建立的“苏维埃根据地”的努力也未得逞。
在中国推行“第三时期”路线的主要支持者是李立三。李立三的总体战略从第三国际对阶级斗争达到最高阶段的观点出发，要求重新集结党的分散力量、为新的攻势做准备、让中共重返城市。在这种情况下，党不能与其他势力结盟，也不能向小资产阶级让步，包括在农村地区。
出于完全务实的原因，毛泽东和其他领导人否定了李立三路线的每一个要素，认为这样不仅会误判军事形势，而且还会误判与城市和农村小资产阶级结盟的可能性。例如，在根据地中，尽管中共推行了相当激进的土地重新分配政策、废除了地租，但他们只没收了地主的土地，未曾没收“中农”的土地。
尽管毛泽东等人对莫斯科的指示怀有重大疑虑，但是作为纪律严明的共产党员，当中央命令他们发动起来支持长沙、南昌、武汉暴动时，他们仍然依令而行。这次军事冒险的结局毫无疑问又是灾难性的。长沙被他们占领了十天，但蒋介石的军队随后夺回了城市，屠杀了所有转入地下准备“起义”的共产党人。长沙的溃败使毛泽东和朱德确信必须放弃对南昌的进攻，他们和原本派到武汉的贺龙的军队一起回到了井冈山根据地。
李立三与王明路线
长沙的失败最终将成为中共战略的转折点。尽管李立三随后被罢免，但是以王明为首的莫斯科留学派归国后，中共的官方领导层依然遵从第三国际对形势的分析。不过，因为中共中央位于上海，而且还被迫转入地下斗争，所以在江西苏区，毛泽东和他在井冈山的队伍中事实上产生了一个新的，本土的领导层。这个新的领导层有完全不同的纲领。
新的领导层基本否定了李立三路线而回到了民族民主革命的前景，认为有必要和“民族资产阶级”以及城乡的小资产阶级结为盟友。虽然通过强调坚持工人阶级领导，他们还维持着对马克思主义正统的字面忠诚，但是这个党现在与城市或工人阶级都没有任何联系了，在之后二十年的大部分时间里也不会有任何联系。
中共新纲领的真正内容是让共产党发挥“领导作用”。托洛茨基曾经解释为何最忠诚的布尔什维克党员可以对工人阶级犯下最可怕的罪行，原因就在于“他们认为自己代表着革命”。在这里与托洛茨基深刻洞察力相似的是，毛泽东和他的同志们也开始相信，依靠“党的领导”维护政权，他们自己的领导就代表“革命”。和原本必须通过苏维埃的形式夺取政权的革命纲领不同，中共的新纲领是为了保持一党专政，采取任何的手段伎俩都是可以的。
这不仅使他们放弃了中国共产党的传统革命立场，而且还放弃了在城市组织的优先事项。从现在开始，毛泽东声称在城市夺取政权首先需要在农村掌权。不过，“农村包围城市”的战略和证明其正当性的纲领是直到1935年1月遵义会议才被采纳为党的官方路线。遵义会议标志着苏联支持的留学生派系——王明派的最终失败，取而代之是以毛泽东为首的本土派。自此，最初为确保在山区艰难条件下生存而采用的临时组织技术和政治程序被固化为了系统的政治实践。
“毛泽东思想”在其发展和巩固的过程中从来没有承认，也没有一个纲领要求建立由工人民主控制的组织（例如，回归1925-26年的省港罢工委员会）——这类组织不仅能领导反资本主义斗争，而且将构成未来工人国家的政体。事实上，在毛泽东思想中，除了承认社会中存在阶级和阶级利益的对立，以及帝国主义是一个世界性的制度之外，马克思主义对资本主义价值规律的剖析、在国际维度上推翻资本主义并且由工人议会控制的计划经济取而代之的思想都完全没有起到指导作用。毛泽东思想的纲领因而是斯大林主义和农民民族主义革命的化合物。
“新民主主义”与联合政府
此时，在国际上希特勒的上台和纳粹德国的崛起导致莫斯科又否定了“第三时期”的极左宗派路线，取而代之的是机会主义的“人民阵线”（popular front）战略，即在不与资产阶级利益相抵触的政策基础上寻求与资产阶级势力结盟的政策。对毛泽东来说，第三国际政策实际上认可了他自己的政策。在抗日战争中毛泽东以“第二次统一战线”的形式与国民党建立人民阵线，这并非奴隶地顺从莫斯科的政策，而是毛泽东的战略和斯大林的战略的偶合。
1937年，中日全面战争爆发。毛泽东虽然在延安保持了自己的地理基础，但仍然将他的部队服从于蒋介石的总指挥。毛泽东采用了第三国际在其革命时期发展起来的“反帝统一战线策略”（united front）的形式，不过内容上的区别在于，第三国际在其革命时期要求无产阶级独立行动，而毛泽东非但没有警告中国工人和农民关于蒋介石领导的必然不足，反而对后者的领袖地位进行认可和赞美。没有理由相信毛泽东这是幼稚而非精明的算计，也没有理由相信毛泽东未曾预料到蒋介石的背叛、并打算在时机成熟时反对他。他的错误是在于没有要求工人和农民发展自己的战斗力量。
在延安，毛泽东建立的一套自上而下的军事官僚指挥系统，这和他对游击战的依赖与人民阵线的战略相结合，催生了所谓“人民战争”的概念。日后，这会成为“毛泽东思想”的关键组成部分。人民阵线所谓“四个阶级”联盟（工人、农民、民族资产阶级、城市小资产阶级）不局限于抗日战争，而且还扩展到抗战胜利后，毛泽东拟议的“联合政府”。根据斯大林主义的革命阶段论，社会主义革命只有在建立资产阶级民主制度后、经历长期资本主义发展才能进行。毛泽东所谓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就相当于其中资本主义阶段，至于这一阶段持续多长时间，毛泽东也从来没给出一个时间表。同时还需要指出的是，毛泽东所说的“社会主义阶段”也不过是实行以苏联为模板的官僚主义计划经济制度罢了。
1945年，日本战败。毛泽东坚持建立“人民阵线”的阶级联合政府的号召，而当蒋介石的背叛在国民党中造成分裂时，毛泽东称赞那些和蒋介石决裂的人是“民族资产阶级”，这为1949年“解放”后，中共和国民党中的异见人士成立联合政府铺平了道路。
结论
总结来说，将1919-49年间的岁月简单概述为“新民主主义革命”，不仅掩盖了那些年的重大历史事件，而且掩盖了对中共1949年建政时的阶级定性。在1920年代，纲领不成熟的中共和斯大林主导下第三国际的联系不仅导致了1925-27年大革命的失败，而且导致了大多数革命工人干部在肉体上被消灭。
被迫长期在保守的农村生存、长征后到达延安并着手建立最终掌握全国政权的军政机关的中共，相对于此前由于第三国际的错误领导在大革命中失败的中共，其阶级性已经发生了质的改变。即使在1949年蒋介石在内战中失败并退守台湾之前，中共就已经是一个军事官僚阶层的反革命政党。
尽管中共的社会根基在城市之外，但是其“人民阵线”纲领和组织结构使得它很容易吸收进国民党的资产阶级国家机器的留存成分；相比之下，中共几乎没有在城市无产阶级中的社会根基。
至于建国后的党史，在往期的文章中都有详尽的分析。在中共成立100周年之际，国内外战斗的无产阶级已经把成立一个新的工人党和新的国际提上了议事日程。第五国际不仅要吸取第三国际在革命中失败的教训，而且要指出制定一个革命纲领的出发点是承认今天的中共已经是寄生在一个帝国主义资产阶级国家之中的官僚机构。中共缔造者们真正的“初心”和“使命”将由新的工人党继承——不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是无产阶级世界革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