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自《退化的革命》第一章
马克思和恩格斯反对那些主张国家机器是永恒的、也反对那些认为用一次革命行动就能 “废除国家”的人。他们认为无产阶级既不能一举建立一个无阶级、无国家的社会，也不能仅仅接管现有的国家机器。无产阶级面对的情况是：
“在资本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之间，存在着从一个社会向另一个社会的革命转型时期。与此相对应的也是一个政治过渡时期，在这个时期，国家只能是无产阶级的革命专政。因此，无产阶级革命开创了人类历史上的一个新纪元，因为它试图有意识地去建设一个能在自己的旗帜刻上‘’各尽所能，各取所需’的社会“2
无产阶级在过渡时期面临的中心任务是变革财产关系、社会生活和政治权力，以便最后奠定共产主义社会的基石。在这个时期，不仅生产力水平本身要大规模地提升、生产的社会关系要革命化，而且无产阶级作为一个阶级及其无产阶级国家本身也将消亡。这是马克思和恩格斯最早的一个见解，而从未动摇过：
“工人阶级在其发展过程中，将用一个排除阶级及阶级对立的社会来取代旧的市民社会，并且不会再有所谓的政治权力，因为”政治权力恰恰是市民社会中阶级对抗的官方表现“。3
换言之： “当无产阶级取得胜利时，它决不会成为社会的绝对一方，因为只有消灭自己和它的对立面，它才能取得胜利。无产阶级消失了，然后决定它的对立面――私有财产也随之消失了。”4
因此，无产阶级专政是最终消灭资本主义及其社会经济规律的暂时的但必不可少的机构，是充分实现马克思主义纲领――共产主义的手段。
过渡时期的政治
无产阶级专政具有双重功能：它必须确保镇压和摧毁前统治阶级，保卫工人国家免受内部和外部反革命的侵害，同时它也要开启计划经济的建设，使无产阶级能够逐步消灭资本主义的经济运动规律和在物质丰富的基础上取代其所有压迫性的社会规范和制度。马克思和恩格斯很清楚，开启向共产主义过渡的首要先决条件就是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并使用强力保持政权：
“然而，在实现这种变革之前，必须建立无产阶级专政，无产阶级专政的首要条件是无产阶级军队。工人阶级必须在战场上赢得解放的权利。”5
保持国家政权的目的，即“一个阶级压迫另一个阶级的有组织的力量”――是“用武力扫除旧的生产条件”，从而为废除自己作为一个阶级的至高无上的地位奠定基础。无产阶级专政作为对资产阶级的镇压手段的职能，必然有专政的一面；用列宁的话说，它在与资产阶级及其代理人打交道时不受任何法律约束。
通过社会主义建设实现共产主义，必然要求劳动者实行最广泛的民主。为此，不仅必须从资产阶级手中夺取资产阶级的武装政权，而且必须摧毁资产阶级国家的整个军事官僚机器，并易之以代表无产阶级自己权力的新型国家。
在马克思和恩格斯对巴黎公社的观察中，在列宁和托洛茨基对俄国工兵代表苏维埃的具体评价中，都突出了无产阶级要组织起来作为一个阶级进行统治就必须建立的新的国家形式的鲜明特征――最重要的是，这种国家形式必须建立在以下基础之上：废除常备军、由人民民兵取而代之；除技术工人外，所有不得享有任何物质特权的官员随时可以被撤换。列宁是这样描述这种“半国家”的特征的：“ 无产阶级在赢得政权之后，将打碎旧的官僚机器，将其夷为平地。”工人国家将用一个新的雇员阶级来取代它，虽然新的雇员阶级由同样的工人和其他雇员组成，但是为防止他们转变为官僚，工人国家会立刻采取马克思和恩格斯详细规定的以下措施：（1）不仅官吏要选举产生，而且要随时可罢免；2）任何官员的工资都不得超过熟练工人的平均工资；3）立即实行所有人的控制和监督，使所有人都可以在一段时间内成为“官僚”，从而使得没有人能够成为“官僚”。6
一个无阶级、无国家的社会的建设不可能在一个国家或一个国家集团中取得胜利。只要资本主义世界仍然保持着对主要生产力和毁灭性武器的根本控制，无产阶级革命的成功只能通过全世界资产阶级的失败来走向其最终的胜利。换言之，向共产主义的过渡时期也必须是无产阶级革命的国际化时期。
过渡时期的经济
工人国家的当务之急是完成对资产阶级的政治破坏、剥夺资本家，因而将生产资料集中到代表劳动者自己的工人国家的手中。但是，对资产阶级的剥夺本身并不能消除资本主义生产和分配的规律或规范的运作。马克思主义纲领旨在用有意识地计划经济来取代资本主义制度，以满足人类的需要。这必然需要一个过渡时期，而在这个时期，工人阶级要为根除资本主义的生产、分配和交换的规律而斗争。
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在过渡的早期阶段，资本主义社会相当多的残余仍将继续存在：“我们在这里面对的是一个共产主义社会，它不是在自己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恰相反，它是从资本主义社会中诞生的，在经济上、道德上和智力上，在各个方面都不免仍会打上旧社会的印记，因为它是从旧社会的怀里诞生的”。7
例如，马克思假定，在过渡的初始阶段，劳动报酬将建立在以下制度的基础上：“个人生产者从社会那里得到回报是在扣除了公共预支之后他恰好奉献给社会的那一份劳动。他以一种形式给予社会的同样多的劳动，以另一种形式得到回报”。8 马克思也指出了，这种制度必然意味着资产阶级法权的永续化：“但是，一个人在生理或心理上优于另一个人，因而能在相等的时间提供更多的劳动力，或可以劳动更长的时间。劳动要作为一种衡量标准，必须由其持续时间或强度来界定，否则它就不再是衡量标准“9， “因此，就其内容而言，它还是一种不平等的权利，正如每一项权利那样”。10
他接着指出：“但是，这些缺陷在共产主义社会的第一阶段是不可避免的，正如在资本主义社会长期的分娩痛苦之后刚刚出现的社会一样。权利永远不能高于社会的经济结构及以此为条件的文化发展“。11
过渡时期的经济特点是阶级斗争仍将持续，但发生于不同的环境中。工人国家内部的阶级冲突主要不是由工作场所的雇佣劳动和资本之间的对立决定的，可是无产阶级仍然作为一个明确的社会阶级而存在。无产阶级不会经过革命而废除，而是会和工人国家内部的资本主义残留元素作斗争，并且反对世界资本主义在其统治范围内的延续。
在这场斗争中，工人国家的无产阶级不再只是一个雇佣奴隶的阶级，而是一个有意识地从被组织为统治阶级的有利地位中消灭雇佣奴隶制的物质基础的阶级。无产阶级通过继续进行阶级斗争、通过提高劳动生产率、消灭贫穷与匮乏，不仅推翻了资产阶级，而且也逐步推翻了自己作为一个确定的社会阶级的存在。这个目标是通过向共产主义过渡来实现的，然而过渡时期的存在意味着“旧社会”某些方面的延续，换言之，无产阶级的存在、资产阶级法权和价值规律的残余。
工人国家的任务是逐步使资本主义社会和经济规律的运作服从于有意识的计划原则。当时是托洛茨基左翼反对派的拥护者的普列奥布拉任斯基曾在他的《新经济学》一书中最尖锐地将过渡时期政治经济学的本质描述为使价值规律服从于计划规律的斗争。资产阶级革命本身只是资产阶级生产方式发展和解放的一个插曲，而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任务只是：“从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开始，这种经济不是由资产阶级的榨取而自动增长或发展的，而是要由工人国家去自觉地建设。”12 任何经济形式的发展都意味着它驱逐其他经济形式，使这些经济形式服从于新形式，并逐步“消灭”过去的形式。
在无产阶级革命胜利之后，国有财产即使掌控在一个健康的工人国家的手里，也不必然意味着它是社会主义性质的财产。这种后资本主义财产关系的性质，取决于这些财产关系的走向是否朝着有意识的计划经济，而计划经济目的是建立一个基于“各尽所能，各取所需”原则的社会。没有比托洛茨基本人提出的关于社会主义财产的具体特征更好更简短的描述了：“社会主义的前提是国家作为财产看守者的消亡，不平等的缓解和财产观念的逐步瓦解，甚至在社会道德和习俗中也是如此。”14
如果无产阶级没有民主地组织起来行使自己的政权，那么不平等不可能逐步缓解，有意识的计划经济原则不可能最终战胜价值规律，国家也不可能消亡。诚如马克思所言，“工人阶级的解放”仍然是“工人自己的任务”。没有无产阶级的直接控制，防止出现一个独特的官僚阶层的保证就不复存在，能够以全面和动态的方式革新生产力并满足人的需要，作为无产阶级本身的创造力就会被排除在计划经济之外。
但是，在一个资本主义已经被推翻，而工人阶级却失去或从未获得直接行使政权的国家，会发生什么事情呢？这是自从斯大林在苏联取得最后胜利以来马克思主义运动一直面临着的问题。
向社会主义的过渡被阻塞
如果工人阶级的政治权力不是由工人阶级民主机关与阶级群众联系的革命先锋队来表达的话，还能说工人阶级是统治阶级吗？在官僚对工人阶级的专政已经建立的地方，无产阶级专政作为一个阶级的统治还能存在吗？
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发展历史向我们展示了许多资产阶级没有行使或丧失自行行使政权的能力的例子。在法国，拿破仑・波拿巴时代、波旁王朝复辟时期和路易・拿破仑的第二帝国都排除了资产阶级直接行使政治权力的机会，但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资产阶级的本质决定了这并不会妨碍资本主义经济和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发展。
事实上，波拿巴主义是资本主义政治生活中的一种内在趋势，这种趋势在帝国主义时代占据主导的地位。资产阶级对无产阶级的恐惧，由于资产阶级占据统治阶级的地位是由它缺乏自觉政治控制的经济规律所保持的，这一事实使资产阶级有可能容忍、甚至在某些情况下渴望一种国家形式，后者将具有不受资产阶级自身直接控制的自为倾向。但是，只要它还是主持和维护资本主义财产关系，就绝不会改变这个国家的阶级性质。
但是，正如我们所看到的，马克思主义运动一直把无产阶级对自己国家的直接控制看作是不可或缺的因素，没有这个因素就无法实现向共产主义的过渡。例如，托洛茨基在1931年继续表达这样一种观点，即把一个国家指定为工人国家――在这种情况下，他指的是苏联――本身就意味着资产阶级需要武装起义才能夺取政权，而工人则可以“用方法和改良的道路”复兴党和苏维埃民主。
资产阶级崛起的历史证明了一系列“政治革命”，在这些革命中，政治上被剥夺的资产阶级为推翻他们的政治剥夺者而斗争（在已经确立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霸权之后）。1830年推翻波旁王朝和1848年法国革命推翻奥尔良王朝就都是这种情况。虽然资产阶级诉诸革命行动，并试图将其行动打扮成社会革命，但这些事件并不意味着社会和经济权力从一个统治阶级转移到另一个统治阶级。
在托洛茨基1930年代的工作之前，基于苏联政治堕落的具体经验，马克思主义传统没有试图研究工人国家的潜在发展，即工人阶级虽然成功粉碎了资本主义政权和财产关系，但是未能阻止一个强大的官僚机构的出现，足以剥夺无产阶级自身的政治权力。
托洛茨基是第一个将资产阶级的“政治革命”与无产阶级的任务进行类比的马克思主义者。因为在苏联，无产阶级本身在政治上被剥夺，但资本主义财产关系没有在社会反革命中得到复辟。在托洛茨基看来，无产阶级及其先锋队失去直接的政治权力，并不会立刻或自动导致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复辟。苏联的经验表明情况确实如此。但是，如果无产阶级及其有意识的有组织的先锋队失去政治权力，那么向社会主义的过渡就会被堵塞，因为在这种过渡中唯一有物质利益的力量，以及实现这种过渡的能力――无产阶级会被阻止这样做。
其结果将是，“国家”将以马克思主义者试图废除的形式继续存在――凌驾于劳动者之上，与劳动者相对立。不平等现象远非趋于日益的平等化，而是会持续并巩固。马克思主义者试图摧毁并用劳动群众手中的有意识的计划经济来取代的资本主义分配和交换规律将继续下去、甚至得到强化。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家庭生活、性别压迫、人际关系中日益沉闷的文化空白不会被改变，而是会在后资本主义社会中继续存在。
这样的社会虽然不再受资本主义生产制度规律的支配，但是只有在无产阶级再次夺取政权之后，才能向共产主义过渡。在所谓的“社会主义国家”中，统治官僚手中的压迫机器、官僚们嫉妒地保护着的物质特权，意味着无产阶级不能通过改革夺取政权，它必然会被迫走上政治革命的道路。
因此，俄国革命的可怕官僚主义堕落及其本质特征在一系列革命中从头开始的重复，并没有引入共产主义创始人所没有预见到的问题；它不需要对马克思主义纲领进行质的改变，而是需要发展其创建过程中存在的反官僚内容。
马克思主义建设共产主义纲领的一个重要元素――剥夺资产阶级和在计划的基础上集中生产――已经在苏联和其他堕落的工人国家实施了。出于这个原因，我们承认这些国家是工人阶级的历史性成果――基于后资本主义财产形式的国家。但是，没有无产阶级夺取政权，这种财产形式就不可能实现生产力革命和为共产主义社会奠定基础的潜力。因此，官僚的政治权力和捍卫官僚国家的形式仍然是实现工人阶级历史利益的障碍。
参考资料：
1.卡尔・马克思：《哥达纲领批判》，《马克思恩格斯选集》（莫斯科，1970年），第3卷，第26页。
2. 同上，第19页。
3.卡尔・马克思：《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伦敦，1976年，voI.6，pp.211-2。
4.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伦敦，1975年），voI.4，p.36。
5.马克思，“Rede auf der Feier zum seibenten Jahrestag der Internationalen Arbeiter assoziation am 25.1871年9月“，引自K.马克思，F.恩格斯，列宁：《论科学共产主义》，（莫斯科，1976年），第244页。
6.列宁：《列宁全集》，（莫斯科，1964年），第25卷，第481页。
7.马克思：《哥达纲领批判》，同前，第17页。
8. 同上，第17页。
9. 同上，第18页。
10.同上，第18页。
11.同上，第19页。
12. 普列奥布拉任斯基，《新经济学》，（牛津，1965年），第79页。
13. 同上，第77页。
14. 托洛茨基，“第四国际与苏联”，《1935-36年著作》，（纽约，1977年），第354页。
15. 托洛茨基，“苏联发展问题”，《1930-31年著作》（纽约），第22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