彼得·梅恩 星期二, 首次发表于《第五国际》第22期
来自中国的头条新闻是，上周召开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通过了一份关于党的历史决议，习近平被赋予了与毛泽东和邓小平同等的地位。加上先前修宪取消了国家主席两届的任期限制，这种殊荣，至少在表面上，突显了习近平巩固了在党内的权力。
另一个来自中国的重要消息是，恒大预期破产的后果凸显了许多其他大型房地产开发公司的破产，并加剧了经济衰退的影响。包括新创、花样年、华夏置地在内的其他大公司都负债累累，物业管理公司佳兆业也面临风险。恒大从其部分拥有的一家银行借入大笔资金，这可能构成违反银行监管规定，会使恒大的地位变得更糟。
在国际上，恒大的困难也对其他中国房地产开发商用于筹集资金的美元计价债券产生了毁灭性的影响——6月份，这些开发商提供了10%的利息，现在他们必须提供29%，属于“垃圾债券”的范畴了。实际上，这意味着中国房地产开发商不能在国际上借到款。
上周五英国的《金融时报》报道称，中国债券通常以更高的价格发售，也就是其债息率低于其他债券，因为它们被认为是非常低的风险。“中国溢价”（China Premium）就是由此而来。但现在评论员都在谈论“中国折价”（China Discount）——由于风险增加，利率必须更高，这意味着债券的价格必须更低。
共产党
这些会影响习近平新近获得的至高无上的地位吗？很大程度上会的。毕竟，共产党是整个中国政府体系的核心，其结构、领导或宣传重点的任何变化都肯定表达出更广泛的社会变化。
党的中心地位植根于其历史。在1927年的历史性失败和1949年的胜利之间存在一个长期的领土双重权力（dual power），党是将其统治地区团结在一起的关键因素。中共在夺取全国胜利之前已经统治的地区总面积是法国的两倍，拥有约一亿居民。
除了管理控制的领土外，党当然还控制了人民解放军的发展。简而言之，党为发展中的国家机器提供了人员，它是由人民阵线夺取政权的战略和官僚集中主义纪律相结合的，两者都是由斯大林领导下的共产国际开创的。共产党建立的是资产阶级国家机器，有文官管理、法律制度和军队。随着1949年国民党的失败，国民党政府的相应人事，在清除了政治上不可靠的人员后，相对容易地被吸收到共产党控制的国家机器中。
自那时以来的70年里，中国的政策虽然发生了剧烈变动，但是党的“领导作用”仍然是中国政府的决定性特征。党不仅为国家各部门提供所有关键人物，其9200万党员更是构成了整个社会的监督和控制网络。每个大的工作场所都必须设有一个党委，而每个城镇的每个区也有自己的党组织。
这样的制度显然赋予了其领导层巨大的权力，但硬币的另一面却是：该组织的庞大规模及其与社会结构的深度融合不可避免地意味着不同的、潜在冲突的思想和社会力量也会进入党。在官僚主义计划经济时代——中国的尽管计划经济从来没有像它最初所依据的苏联模式那样高度集中，这导致了普遍的小腐败（与“大腐败”相对，指为了需求的腐败）、家庭优惠、裙带关系晋升、额外的配给，以及在更高规模上，地区优先分配发展资金等。然而，资本主义的复辟打开了闸门，党与资产阶级之间日益密切的联系的标志是允许“商人”（通常是男性）成为党员。
与此同时，许多党员要么自己成为资本家，要么代表国家或公司成为资本的管理者。只要整个经济在持续扩张，资本主义优先事项在党内日益增长的影响就不构成什么大问题。实际上，党国机器扮演了马克思所描述的“总资本”的角色，引导整体经济有利于资本积累，与其他国家一样，表现为所谓“国家利益”。
紧张关系
然而，资本主义既不是稳步地增长，也不是均衡地增长的。即使在中国这个高度国家化的资本主义经济体中，不同的部门也会以不同的速度增长，甚至有部门零增长，而整个中国经济也受到全球经济动态的影响。这些不可避免的变化现在必须以党内不同集团的形式表现出来。
资本主义的现实——在中国和其他任何地方一样——是资本的日益集中和扩大的社会不平等。在由一个自称为共产主义组织统治的国家，这种现实变化可能非常不稳定。中共政权的合法性是在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加强下，依赖于其维持社会秩序和社会凝聚力的能力。有很多报道的是，习近平现在强调建设“共同富裕”以及针对一些亿万富翁的措施，显然是试图巩固这种合法性。
1945年中共通过了第一次历史决议，将毛泽东的政治和理论成就与马克思和列宁的成就等同起来时，这标志着他战胜了党内其他派别。同样，邓小平在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将毛泽东评为“三分过七分功”，标志着他战胜了毛派的残余分子“四人帮”。那么今天应该如何理解党中央把习近平提升到万神殿上呢？
改变
习近平建立的日益专制和压迫性的政权表明另一种情况：第三次历史决议不代表他已经战胜了敌对派系，而是为了即将到来的权力斗争做准备的先发制人的打击。习近平声称自己是卓越的主张，即他是毛泽东和邓小平的继承人，领导中国实现了党的理想，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习近平认为，要取得进一步进展，就需要改变经济战略，其目标是实现国内国际“双循环”。当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讨论今年2月通过的第十四个五年计划的实施时，可能会详细说明其具体含义，但这个词已经流传了一段时间，也意味着减少对国际供应链的依赖，更加重视增加中国国内的消费需求。更加自给自足的国民经济模式可能与“一国建成社会主义”相呼应，但它的时机表明，这是对华盛顿施加的贸易壁垒的回应，特别是对美国设计的高科技产品。
邓小平所追求的“国际大循环”战略的转变，意味着利用中国庞大的劳动力来源将中国经济融入世界市场，习近平的政策无疑意味着中国国内优先事项的重大变化。打击房地产开发商的决定也必须从这个角度来看待。它的后果，潜在的重大破产和供应商行业的变化，是习近平领导层准备走多远的最初迹象。
如果没有重要的资本部门以及所涉及的劳动力会质疑新政策的正确性，并或许试图反对它，是不可能的。这正是为什么习近平的政权近年来变得越来越有压迫性——以及为什么有必要提升习近平以证明镇压压何异议人士的合理性的原因。
对于真正的社会主义者来说，在这样一个专制政权内部出现异议的前景提供了很大的可能性，不仅可以促进用马克思主义去批判当前的政策决定，而且可以用来对整个政权及其历史的性质的批判。同所有国家一样，其战略目标是成立一个工人政党，其纲领是由工人自己的组织在工人委员会的基础上用革命推翻资本主义。那些致力于这一目标的人需要建立一个组织框架，在这个框架内发展这样一个计划的关键要素和必要的策略，以将其带入未来几年肯定会撼动中国的斗争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