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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ina slowing dow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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摆在读者面前的这篇文章是第五国际的成员Peter Main写于两年多以前的一则时评,他结合中国和国际的经济社会背景对当时央行大幅提高贷款利率的措施进行了详细、全面、深刻的评述,并展望了中国的前景。这件事现在也许没人记得了,因为时隔两年,当时轰动一时的新闻早已成为了“旧闻”,假如有人站在今天的立场而高高在上地去评论当时事件的始末与之后发生的事,那是无聊的事后诸葛行为。这则时评的与众不同之处就在于它不仅清楚地理解了当时所发生的事件的真相及其必然性,而且还正确地预见到了未来,这两年来的金融市场化改革和最近习近平在中央财政工作会议上所定的路线完美地证实了这些预测。这样的时评是具有生命力的,和普通报纸上的时评不一样,它的寿命不是一杯咖啡的时间,今天用茶余饭后的空闲时间看完,明天就不知扔哪去了,而是持久的有活力的,所以今天读来仍感新鲜。
假如某则时评不是靠文学价值即轻灵的文笔和优美的词句脱颖而出(这类文章在文娱随笔中较多见)从而具有持久的魅力,而是靠内容性取胜的话,怎样使这种时评具有持久的生命力呢?中学政治老师回答不了这个问题,他们在分析的时候往往教导学生让时事适应空洞的概念,要用概念去“套”时事,这无助于培养学生的批判思维和逻辑思维,因而课堂上的“政治小论文”写得再多再熟练也不代表某人已把握了事件发展的规律。对于他们,时事永远是“新鲜的”,因为概念、“理论”是可以随心所欲地创造的,前天有“三个代表”,昨天有科学发展观,今天又冒出一个“中国梦”,明天又有什么新发明呢,挺值得期待。当我们把眼光移到并非“应试教育”的大学或社会里头,便发现情况没好多少。教授、学者、时事评论员们们有广博的知识和丰富的材料无疑,可他们常常被繁杂又深奥的术语所限制,热衷于学术式的逻辑切割,费尽心力地想抽象出实际上并不需要也不确切的“概念模型”来。就拿经济学来说,经济系的学生们是在图表和数学模型中去学习这个科目的,而事实上经济学作为研究人类社会物质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的学科首先应从历史和阶级关系入手,从社会中人与人的关系、人与自然的关系入手。假如把经济原理从社会关系中抽离出来看做像数学公理一样的东西,那么不仅不能理解历史的发展,而且在分析时局和预测未来是难免要犯大错误。例如,在97年的经济危机中,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得主们按照他们的理论进行投资,却无一例外地损失数十亿美元,在对冲基金上输得一败涂地,而08年经济危机刚发生不久经济学家们还在时事专栏上洋洋万言,预测经济很快会复苏,危机无足轻重,中国将“拯救世界”,结果和他们预想的相去甚远,他们现在当然是改口沓舌了。教授专家们的评论多是倾向于是技术性的意见或建议,而缺乏历史学和社会学的分析。
要进行历史的社会的分析,就得用到解剖社会的手术刀——历史唯物主义。在“极左”被滥用的时代,马克思主义被庸俗化了,以至于很少人会曾尝试运用历史唯物主义去分析中国的社会状况,使得本来就有点晦暗不清的中国政坛变得更加模糊和神秘,这对民众政治意识的形成和政治参与都是不利的。这篇文章的作者为我们提供了一个用阶级分析方法分析社会的典范,耐心地去琢磨它,我们会发现它用的方法并不是我们通常听说的“阶级分析”方法,即首先把社会分为某某和某某阶级,然后大家彼此对立,互相斗争,而是先通过各种渠道掌握有关的数据和事实,从中国具体的实际的情况着手,比较和分析各种材料,判断它们之间的内在联系并归纳出总体情况,然后从这一情况出发运用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发展的规律推出事态的变化趋势和发展方向。我们会看到这篇文章的前半部分引用和比较了大量的统计数据,所引各类报刊杂志网站的报导及评论也不在少数,这些地方我们要耐心地读下去,因为它们恰恰反映了作者不是囿于畛域之见的庸俗马克思主义者或自以为是的书生,以为知道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便是掌握了万能钥匙,可以两眼一闭大发宏论,而是一切从事实出发,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严谨的、谦逊的学者,他的阶级分析方法是科学的分析方法,不是情感上的、形而上学的“阶级分析”。形而上学的“阶级分析”方法是从所谓的“基本规律”或“一般模式”出发来公式化地推演结论,好像社会问题是千篇一律的算术题似的,它忽略了各个社会形态的特殊性和不平衡发展律,而马克思主义原理的运用,正如马克思和恩格斯所强调的“是随时随地以当时的历史条件为转移的”,否则那就是毫无生气的教条。政治教科书有不少地方就是在单调地重复那些教条,这也许是很多国人对一切有关马克思主义的东西敬而远之的原因之一。名中医为病人开药时在参考古方的同时总是“师其法而不记其方”,我们在读这篇文章时也是要着重学习作者社会分析的方法,不必死读硬记他的结论,虽然他的结论是正确的且已被实践所证明。
在这里,还有必要对文章中一处较难理解的地方作一注解。作者引用马克思的观点“资本是一种社会力量而不是一种技术力量”,这句话有深刻的内涵。首先我们要明白资本主义的社会就是商品经济占统治地位的社会,而商品经济和商品交换的规律就是价值规律。价值规律貌似是属于经济范畴的,其实它影响到社会生活各个方面包括政治、经济、文化等;在价值规律占统治地位的社会,即资本主义社会,价值规律就像一只看不见的巨大的手,支配着社会各个阶级的活动,首先是物质生产活动,而人们只有在得到物质资料的前提下才能从事其他各种活动,所以政治、道德、法律、哲学、家庭等等不过是价值规律在该领域的表现形式。举例来说,相对过剩人口(即失业半失业人群作为产业后备军存在)就是价值规律在人口问题上的反映;熟知历史的人也知道,自由资本主义时代和垄断资本主义时代的家庭形态和妇女地位是颇有不同的,更不用说工场手工业时代了。所以,马克思把资本看做社会力量,而不是像邓小平所认为那样的是一种经济手段和刺激发展的工具,要用时就拿出来,不用时便放进口袋。另外一个读者们较为陌生的名词“堕落的工人国家”出现在文章中部,是托洛茨基主义术语。文中说中国过去是一个堕落的工人国家,这里指的是从1953年实行公有制和计划经济开始到1992年中共废除计划经济体制为止的历史时期,以毛泽东时代的中国最为典型。它是指已经剥夺了资本家的财产,实现了生产资料公有制,但是工人阶级的政治权力却被斯大林主义官僚所篡夺因而经济生产和分配计划的拟定不是基于工人阶级民主的国家,这样的国家虽然实现了先进的所有制形式,但不可能通向社会主义社会;它的出路,如托洛茨基所言:“要么是官僚阶级日益成长为帝国主义在工人国家中的代理机关,并最终复辟资本主义;要么是工人阶级通过政治革命推翻官僚统治,打通向社会主义的道路。”还有一些地方译者用括号作了简单注释,文章中的一些经济学名词读者假如不是特别熟悉也没有关系,只要领会大概意思就行。
单凭一篇文章完全学会历史唯物主义的分析方法是不可能的,翻译这篇文章之还有一个重要目的是希望引起大家对第五国际的一些关注,它是一个社会主义世界政党,有明确的纲领和组织原则,是和列宁——托洛茨基主义一脉相承的。该文作者长期关注和研究中国问题,并站在革命的立场上为中国无产阶级和社会主义者提供斗争策略和战略,读过他的文章的人将知道革命者非但不是受盲目的热情或理想主义所驱使的偏执狂的同义语,也不是天天在空喊民主的民运分子,而是独立理性又立场坚定的智勇双全的人。他写的不少极有价值和指导意义的文章还没有被译成中文,今后将会把它们陆续译出。
——译者

中国经济增速放缓不是北京最担心的问题
Peter Main写于 2013年7月17日-13:47
每年的七月份中国的领导人都要离开炎热而雾霾的北京城到北戴河的海滨疗养地去度假,这早已成为惯例和传统了。毫无疑问今天的官员都是很会享受的,但是这次可不是假日旅游了,因为在未来几周内习近平和李克强领导的新一届政府将要对积累了好几年的一系列重要问题作一个强有力的管束。
最近发布的经济数据已经进一步证实了中国的经济增速正在放缓。在上一次经济周期发展到最高峰即2007年时,中国的年增长率为14.2%,而今年第二季度的数据,截止到这周,显示出年增长率仅为7.5%。从国家统计局发布的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PMI)来看,这种下行的趋势不太可能被逆转,PMI高于50时表示经营的扩大,而五月份中国的历史均值是53,但是今年的PMI只达到50.8,换句话说,只有极微弱的增长。
这些数字够糟糕的了,不过多亏维基解密(Wikileaks,非政府非盈利性组织,专为提供企业和政府的内情),我们知道原来中国领导人并不把它们当一回事。根据其报导,李克强在2010年时说过GDP数据“仅供参考”,他在评估经济状况时依据的是耗电总量、贷款金额和铁路货运量等数据。华尔街日志有一篇广为引用的文章上说,渣打银行中国首席经济学家王志浩称他计算中国去年的GDP增长约为5.5%而不是官方报道的7.8%。类似地报道还说汇丰银行计算中国今年五月份的PMI数字是49.2,并且在六月份还下降到了48.2。也就是说,制造业的产出实际上是减少了。
官方为了隐瞒日益严重的经济困难而歪曲数据的证据我们还可以在进出口数据中找到。有关数据显示今年四月份的出口额与上一年该月同比增长了百分之十四,在众所周知世界贸易不振的大环境下这是个十分健康的数据。然而五月份出口却同比只增长了百分之一,这突然间的衰退是挺耐人寻味的。官方随后解释说这是因为统计程序变得严格了,并透露说由于一些企业为了掩盖外汇交易而把出口额故意报高,所以先前的数据比实际要偏高。根据新的统计程序规定而计算的六月出口额同比竟下降了3.1%,而原本预期是有百分之四的增长。
以上数据不可辩驳地表明了出口导向型产业对中国总的经济发展的持续重要性。可问题还不仅仅在于这些产业通过出口所赚得的利润,这些产业总共雇佣了约2亿工人,相当于城市工人阶级总数的一半,这些工人花费在衣食住行上的生活支出占GDP一个很重要的部分。
尽管这些问题已足以让人夜不成寐,但它们绝不会是北戴河的领导人们所关注的焦点,不论是中国官员还是外国的评论分析师都认为这些问题是北美和欧洲市场需求缩水所必然造成的结果。与此相比让人忧虑得多的是中国潜在的可能的一场严重金融危机。
六月17日的一次事件已显示出情况不妙:中国人民银行(央行)在一夜之间把贷款利率提高了百分之二十五,让人不由得想起2008年雷曼兄弟破产事件后的余波引起的信贷危机。不过这次央行的紧缩政策在几天之后就放松了,虽然上海的同业银行利率还几乎保持在六月初时的两倍水平。
短期贷款利率如此巨大的提升通常是出于对某个主要金融机构经营困难,不能还债因而破产的担忧。和雷曼兄弟的情况一样,所有人都不能确定钱被拖着不还会导致什么后果,所有贷款都枯竭了。这大概就是六月份时的情况;数天之后彭博杂志报称央行提供了82亿美元支撑中国工商银行——名义上全球最大的银行。另一方面,专家们的观点却认为这次“信贷紧缩”是国家故意创造出来的,为的是抑制贷款,为重新控制中国不断增加的债务做准备。根据惠誉国际(一个利率机构),到今年六月份中国的债务总额已达GDP的两倍。
事实上国家的举措是特别针对那些不按国家的正规银行的规则制度行事的为数众多的小金融机构,也就是所谓的“影子银行”。然而,根据惠誉国际中资银行分析师朱夏莲的情报,四分之三的“影子银行”业务实际上是主要的大银行在经营,他们为了逃避国家对贷款和利率的限制用了不少技术手段偷偷地进行贷款业务,这些在账单上是不会出现的。
张茉楠在《南华早报》上写道,在2011年至2012年度,不在帐单上的贷款额比记在账单上的贷款额还要多,从2710亿英镑增加到3880亿英镑,占所有银行贷款业务的23%,而记在账单上的贷款额只增加了800亿英镑。
除了银行,信用公司应该是最重要的融资来源了,它们向投资者集资并借给贷款人。这种公司共有67间,和银行不同,它们自己没有保证金,没有资本储备,也没有国家银行所享有的安全网,一旦贷款人还不起钱,信用公司和投资者们只有等着亏钱。这意味着它们必须有敏锐的眼光和商业头脑,而它们的贷款利率则是根据风险的大小规定的;它们的优势在于投资者和贷款人的存贷款利率可以不受国家管制,储备金也没有定性要求,因而由于各种原因不能从官方银行得到贷款的生意人(往往是私营企业生意人)可以从信用公司得到。
公司企业和地方政府要得到贷款还有一个主要途径,那就是通过理财产品(WMP,Wealth Management Products)。理财产品通常是某家商业银行先向投资者(往往是普通民众)集资,然后以高于国家规定的利率贷与给信托公司,信托公司再把它打包为一个理财产品,所得的贷款利息在银行和投资者之间分配。这种贷款是不算在银行账本内的,投资者在取回本金时便可连带取得利息。一般说来这种贷款是相对短期的,不超过两年,其取得回报的时间和银行定期审计的时间是相同的。在今年六月底有价值相当于1620亿英镑的理财产品到期,央行在这时候大幅提息可能是想阻止这部分资金被再次贷出。
从影子银行中得到的巨额贷款是造成股市和房地产的投机泡沫的主要因素。地方政府从影子银行业务中得到的贷款有时是用于投入巨大的建设工程,这些工程是商业性投资所难以完成的,而政府花在这些工程中的贷款是不会还回给银行的。这些情况才是北戴河的中国领导人所顾虑的,由于影子银行和官方银行之间有极为密切的联系,一次严重的拖欠——比如说某家信用公司拖欠了,都会在整个全盘经济中引起反响,由此造成一次央行无法轻易平息的信贷危机。
仅仅像上文那样简短的把中国的新形成的金融体系作一个综述便可发现融资数目之大和工业、商业、政治和金融诸母体间联系的复杂性;更重要的是这说明了在国家对经济严格控制下的框架内,一个新的资本家阶级是如何产生并正在形成的。
很明显,中国的阶级分化进程还远未完成,这并不奇怪。现在还健在的许多中国人是出生于或成长于官僚主义计划经济时代的,那时中国还是一个堕落的工人国家。在90年代许多人是利用自己或自己的亲戚在党及政府机关内的职权和关系而发迹的,现在仍有许多人正在这样做。而那些既没有权位也没有关系的人则日益孤立,他们发现国家对经济的控制(例如在融资方面)真正妨碍了他们最大限度地积累财富。
中国经济的指挥棒仍然握在与党和国家有着十分密切联系的大公司手里。最主要的几个银行在事实上仍然是国有的;即便在一些已经私有化的国有企业中公有制已经废除,这些企业仍然享有低利贷款和优先采购权等的一揽子优势,再加上行政惰性、官僚作风对维持这些企业之前的经济关系又起着一定作用,这些因素合并使得其前身是国企的企业(如华为、联想、鞍钢集团、上海汽车等)占有优势。
所以,把中国经济称之为“国家资本主义”或“官僚资本主义”并非是没有道理的。但使用这种标签的潜在危险就在于错误地把现阶段的经济模式理解为一种完成的模式,一种也许比其他资本主义模式优越和有活力也许不如其他资本主义模式好的经济模式,从而把它错误地理解为一种特别的资本主义“模式”。实际上,中国经济及其所支撑的上层建筑如国家机关、社会关系等等一直在变化着、发展着。换句话说,中国社会仍然是一个“正在进行中的工作”,是不平衡的,它结合了过去计划经济时代的残余元素和迅速发展的独立的新资本元素。
正如马克思指出的,资本本质上是一种社会力量而不是一个技术的或经济的范畴。根据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的一份报告,中国现有4060万个体企业,他们拥有2000亿元的资本,雇佣工人总数达八千万。不过显然的是尽管数字本身令人瞩目,这些部门都是些雇佣很少几个工人的小企业,这很少几个工人中极有可能多是其家庭成员。但这就相当于说有四千万家庭依靠资本所赚取的利润独立地谋生,这人口总数比英国还多。这些名副其实的小企业自然是得不到国有银行的贷款而不得不依靠影子银行融资来经营发展的。他们所处的世界是一个一定会温暖新自由主义者的心灵的世界,在那里,每一元钱都要精打细算,而每个雇员都是被最大程度地剥削着,这是还不成熟,尚为幼弱的资本主义。虽然也会有一些成功人士,但大多数都不会非常顺利。他们毫无疑问也是新形成的资本家阶级中的一份子,但他们狭小的规模和分散的状态使他们远远没没能成为一支决定性的社会力量。
从社会和经济的角度来看更重要的是那些有别于“国有部门”的“私有部门”,这个部门的公司虽然是私人所有的,但和个体经济不一样,它们规模很大、财力雄厚,包括许多在世界市场上运营的大公司。国家电视台在6月2日的一份报道称中华全国工商总工会估计该部门总共有一千万家企业,占GDP总额的60%,这是支不可忽视的社会力量。这个部门的业务需求和共产党官僚的统治是直接挂钩的,生产和服务要有如此巨大的规模显然需要密切的相互扶持。这种相辅相成的关系不仅存在于同一条生产链的公司之间,而且存在于公司和地方政府、省政府、甚至是中央政府,以及必不可少的,银行之间。这就是银行不上资产负债表的借款的通常去向,因为国家的规章制度不允许银行在正常的商业活动以外借出此等款项。
尽管影子银行业务的爆炸性增长导致了国家负债额的爆炸性增长,我们不难想象蹑足其间的所有人,包括制造业家、服务性部门、银行家等等,都认为这种业务不仅是必需的,而且是健全的。根据Chu的说法,这种贷款的大部分都比银行资产负债表上的正规贷款要更有保障,而且与提供给国有部门的低利贷款相比,它们能获得更多的经济效益。影子银行业务大大推动了涉足其中的资本家们形成对本阶级利益的认同,当然这利益和社会大多数人的利益是相对立的。他们不仅从与经济调查机构、学术人员、高等院校的联系中获益,而且由于他们和国际资本的联系,他们能得到专家和对照的榜样。用马克思的话来说,他们比较接近于“自觉的”阶级。
也许有人会认为“共产党”的领导人们会利用他们在北戴河的时间刻意经营,准备去重新控制这些任性的不听使唤的投资行为并用精心策划的政策手段(如六月17日的调息)去打压岌岌可危的信贷泡沫。事实很可能完全相反。习近平和李克强固然会保持国家对经济的控制,但正如我们过去曾强调过的,新一届领导班子是代表着中共党内主张放松对资本和市场的管控并向中国的资本家作出更大让步的那一个派别,他们对国有经济、正规金融体系和不那么正规的影子银行体系之间存在的矛盾所作出的回应将会是逐步消灭制度约束的框架。其实,他们承认影子银行在引导资本流向最有利可图的地方所起的作用比优惠对待国有部门的正规银行起的作用要更为高效。不过他们不打算模仿1986年撒切尔夫人在伦敦证券交易所搞的“大爆炸”改革,也不打算一夜之间就消灭所有制度框架。他们会像在资本主义复辟的早期阶段那样先局部地进行实验,待取得经验之后再推广到其他地区,全面改革。上世纪80和90年代设立的经济特区就是这样一个先例,海外的资本能在经济特区中投入生产,利用当地的劳动力和资源,但是其产品仅能用于出口。现在习近平和李克强仍然会在全国大多数地方保留既有的银行制度,同时设立“不受管制”的实行自由银行制度的“飞地”(指一国之内属于他国的领土)。这种试验尽管是小心翼翼的,但是我们不能错误地以为他们不重视这个,他们绝不会在某个遥远偏僻的三家村或衡门深巷中搞这种试验,相反地,他们正打算在中国的贸易之都——上海,更确切地说,浦东新城,设立一个“自由贸易区”,实行自由银行制度,未来还会有自由贸易制度。外国银行无需办理之前需要的的繁琐手续就能在这个“自由贸易区”内设立分店,并被允许与中国的银行合资——不管是国营的还是私营的,甚至还能在合资股份中拥有多数。这样做不仅是为了请进日后可以推广到其他地方的外国专家,而且是让外国和本国的银行之间形成竞争,,从长远来看这可以强化本国银行。不难看出,该区的银行与“影子银行”做生意会比与管控依然严格的正规银行做生意要来得简便容易。这个计划还设想长远时间内上海将成为“地区性金融中心”,也就是不仅是中国而且是亚太地区的中心。这个事实以它自己的方式应证了第五国际对中国国家性质的分析,即中国现已成为了一个帝国主义国家。中国先是凭借自己在世界经济天平上巨大的制造业和贸易份额获得这个地位,而在08至09年的金融危机中中国比他的对手更出色的表现则强化了这一地位。早期的资本主义在发展为帝国主义时是互相独立的产业资本和银行资本融合成支配全部经济的金融资本,而中国的情况则很不同,他从堕落的工人国家发展为帝国主义国家走的是在一个已经现存的银行体系的控制下发展工业的独特路径。
最近,在世界性经济危机的影响下,一直在国家保护下发展的产业资本家发觉有必要和银行部门以“影子银行”的形式建立新的关系,这样他们才能逃避国家的监管而实现他们最佳的经营计划。不管这么做合不合法,事实是它们(影子银行)比官方银行部门要更接近于“真正的”银行业务。
中共领导层将目前还是“影子银行”的业务合法化的决定不只是为了适应现实,其背后有更深远的考虑。如果一个银行部门对贷款的处理仅是出于商业性的考虑,并且有足够的技巧和资本去把这个标准强加在整个中国经济上,那么这将为取消国有部门的特权做好准备。
使国有部门屈从于“市场力量”不可避免地意味着要改组一些大公司(如石油和化工产业的公司)和几个世界上最大的银行。某些部分很可能会被拖入破产并把其资产廉价出卖,其余的也许要被部分地或全盘地私有化。不管所采取的具体步骤如何,中国的新资产阶级肯定会变得愈发大胆起来,因为他们预料到自己将能控制这些原本只属于国有部门的资源。
中国的资产阶级够不够社会分量去促使这项政策完全落实到位还留待观察,不过毫无疑问他们会触犯到许多人的既得利益,特别是党政机关的官员的私利。据报道,李克强在使国务院于7月3日正式批准成立上海自由贸易区时不得不克服很多人对他的计划的强硬抵抗。
除了党和国家内部的对立派别的抵抗之外还有两个因素会延迟、转移甚至阻碍他们计划的施行。第一个是现存体系还有某种优越性,因为在世界贸易衰退的情况下,利润也因此缩水,这越来越有可能会在中国造成一次债务拖欠危机。在债务具有全国性规模的情况下,一次严重的拖欠都将引发公司和银行倒闭的连锁反应,由此将造成一个经济的周期性低迷。第二个也是更重要的因素那就是随着事情的进展中国工人阶级会有何反应。在08年经济危机发生不久后不少工人发起了罢工,占领工厂并封锁城市和主要交通线路的大规模群众运动,国家当局最后不得不至少偿付工人被欠下的工资和解雇补贴。当经济复苏后工人们成功利用了劳动力的短缺来使工资以每年百分之二十的幅度增加。在一系列的罢工潮中工人们的组织水平也得到了提高,比如佛山本田公司的工人们坚持要选举自己的谈判代表团。
假如一场金融危机或出口市场的持续不振导致了出口工业的衰退和滑坡,出口工厂的工人们将采取什么方式保护自己,现在是无法预知的;同样无法预知的是国有部门的工人会对国企改组、合理化与私有化作出何种反应。不过有一点是确定的,那就是他们的利益会与中国的新资本家阶级和正在北戴河筹划下一步行动的官僚们的利益相冲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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