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ix Bragg,01月, 25日, 2010 年
利克斯•布莱格将叙述中国政府最近对反对派运动的压制。
12月25日, 2009 年, 北京第一中级法院以颠覆国家罪判处刘晓波11年徒刑。刘晓波曾参与1989年的天安门抗议运动；一年之前他由于筹备发起推动中国政治改革的零八宪章运动而被捕，逮捕他的罪名是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其实是一个政治镇压的手段，它被广泛用于对异见分子和政治反对派定罪。
零八宪章运动的发起，以及中国政府对包括刘晓波在内的运动发起人进行打压，直接反映了中国当下的社会矛盾。中共官僚抵制政治改革，因为他们知道这将消除他们的特权。
零八宪章提出的变革主张是自由和民主：包括新闻自由、个人自由、实行分权制、司法独立以及推行一人一票的平等选举和政治民主等等。它还要求中国遵守已签署的各项国际人权公约，并履行在2004年修订的宪法的序文中所写进的“尊重和保障人权”的承诺。
毫无疑问，这些变革具有进步性质，它能够打破一党制的枷锁并保护现存制度下遭到践踏的人权。但我们看到宪章从本质上说是资产阶级性质的，最能体现这点的是它对私有财产的支持：
第14条改革“财产保护：确立和保护私有财产权利，实行自由、开放的市场经济制度，保障创业自由，消除行政垄断；设立对最高民意机关负责的国有资产管理委员会，合法有序地展开产权改革，明晰产权归属和责任者；开展新土地运动，推进土地私有化，切实保障公民尤其是农民的土地所有权。”
宪章强调完全废除国有化财产关系，废除行政垄断，将政府资产在自由市场上出售，推进土地私有制以及建立不受干预的市场经济，鲜明地反映出背后的阶级利益。宪章所主张的变革以西方的自由民主制度代替一党专政，以新自由主义政策进行市场改革，从而维护中国新兴资产阶级的利益。
尽管宪章明显并无可置疑是资产阶级性质的，但其中要求废除官僚专政的主张是正确的，也是工人阶级所需要的。因此，我们反对迫害自由主义改革者刘晓波以及其他工人阶级异见分子和活动家。后者的数量要多得多，只不过没被广泛报道而已。
中国第一次民主运动发生于20世纪70年代末和80年代，这是当时的政治气氛以及1978年经济改革的结果。这些改革在保留计划经济制度的同时，将市场重新引入了中国的经济生活之中；改革的目的并非是要摧毁或者替代计划经济体系，而是通过给它注入活力而刺激它。然而一旦市场放开了，市场就开始遵照自己的规律运作。于是国家出现了互不相容的两个平行经济体系，这毫无疑问导致了严重的腐败和经济畸形。
这些矛盾引发了对国家未来走向的讨论，而这些讨论并不局限于党员队伍中的讨论，而是社会公开的辩论。对腐败问题和通货膨胀日益严重的不满，加上对经济政策的公开讨论，成了民主运动发生的动因。刚开始，参与民主运动的主要是学生和知识分子，也包括一些党员，对他们而言“多一些民主”意味着“少一些审查制度”，文献的自由流通，会面和讨论经济政策的自由。但随着运动的发展，它触及面也更广泛了，它开始谴责贪污的企业经理和党员干部，并要求切实地保障法律中声明要保护的权利。中共党内的高层也有支持民主运动的人，这使得运动在几年间持续增长。然而，当北京的示威学生开始得到工人阶级的支持时，中共的“强硬派”领导人下令军队镇压运动。
结果是天安门大屠杀以及对全国异见分子的血腥镇压，与此同时国家进行了经济管制，恢复对物价的控制并重整党内纪律。然而到1992年，很显然中共政权下的经济正在衰退。唯一保持经济增长的是几个允许外资建厂经营的经济特区以及和香港有密切贸易联系的广东省。在这种情况下，由于所有政治反对派已经被清肃，中共决定在保持专政的同时废除计划经济，复辟资本主义。这种新的制度被中共命名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或自相矛盾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共能够创造出这些可鄙的术语并声称社会主义在一些方面也具备“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特点。这表明中共将它的统治等同于社会主义，这主要源于党的历史角色，但在今天依旧如此。
当中共在1949年夺取全国政权之后，它首先实行的纲领是在农民、工人、城市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这四个阶级联盟的基础上发展资本主义。这四个阶级都要服从党的领导，而党据说是捍卫“全民族”的利益的。从理论上说，中国不存在共产党以外的某团体利益，共产党官僚把党的利益视为等同于国家的利益。
共产党的这种态度在今天仍有重要性，因为它是目前以及将来社会冲突的一个源头，不仅与工人阶级冲突，而且与一部分资产阶级相冲突。在中国，资产阶级作为一个阶级尚处于形成阶段；不同部门和不同出身的资产阶级之间有着很显著的区分。总的说来资产阶级是接受“共产党的领导地位”的，毕竟国家为利润丰厚的资本增殖提供了有利的条件。例如，国家提供了基础设施，党的干部放松了官僚主义制约，帮助资本家从国有银行贷款。而中国资产阶级目前还是一个“自在的”，而不是“自为的”阶级。
然而，案例显示有些资本家为了追逐利润而冒险在党的管控之外经营非法的金融机构。除此之外，资本家阶级的一些自觉的知识分子代表开始——至少在原则上——反对党的专制。尽管这些人的态度还不是整个资本家阶级的态度（绝大多数现在还依赖共党维持生存），但他们在未来政治发展中的角色是值得重视的。
中国在资本主义复辟之后经济有了巨大增长，并迅速实现了工业化，城市工人阶级的数目也大量增长以提供必要的劳动力去维持经济的发展。大量低技术工人（约有1.5亿人）从农村涌入城市以谋求工作，这也引起了不少问题。这些农民工没有在城市居住的合法权利，他们的户籍还在农村，这意味着他们无权加入工会，承受着高强度的剥削和虐待。
追求利润的动机和降低生产成本以促进大型出口经济的需要使无数工人阶级生活在可怕的条件之下。而中华全国总工会完全由国家控制，并不代表工人阶级的利益，它实际起到的作用是为“国家利益”而对工人进行最大程度的剥削。所有独立的工会以及工人运动都是非法的，极少数独立的工会刚建立就很快被取缔了，而他们的领袖则遭到逮捕、审讯和监禁。另外，罢工的权利早在1982年就从中国宪法中被删除了，不再得到承认。
尽管欠缺真正的工会代表，也尽管所有的罢工行为都是非法的，但近年来工人成功行动的次数在增加。在一个日益增强的运动中，工人尝试去建立独立的工人运动（尽管它是非法的）。从官方公布的数字中可以看出，去年有127000宗“群体性事件”，而之前该数字最高是在2005年的87000宗。
在工人阶级日益激进化的情况下，中共对社会动乱的恐惧与日俱增，这使得它在一些地方转而使用让步的举措，而不是单纯的镇压。这是当局权威遭到侵蚀的第一个标志。这导致在新近的广东汕尾市的东洲事件中，当地渔民和农民群起反抗政府，因为政府征用了他们的土地建发电厂却拒绝偿付合理的补偿金，政府做出了一些让步。不过在冲突中有20名示威者被武警部队用实弹打死。
尽管政府试图封锁消息，示威者死亡的消息还是很快泄露出去并传遍全国。政府被迫逮捕了几名警官，承认了事件，但压低了它的严重性。显然，由中国资本主义发展造成的日益严重的不满情绪对政治稳定形成了真正的威胁，共产党的行动可以被视为是对舆论让步的一次尝试。这样的行动也许会在短期内奏效，但长远而言只会使增加透明度和减少党的管制的呼声更加高涨。
尽管中共已经成功地复辟了资本主义，但一党专政——斯大林主义独裁制度——使得民主问题始终是中国内部一个潜在的不稳定因素。尽管现在中国资产阶级还处于共产党的保护下，依靠共产党生存和发展，但不同部门的资本家有着不同的利益。私企对国企得到的补助（不论渠道合法或非法）不满，出口商对所缴税款用于对内陆省份（盖指中西部地区——译者注）的开发不满，台湾和香港资本家中意的投资地区和国家希望吸引投资的地区并不完全一样。公众对这些问题的讨论构成对共产党的潜在威胁，更不用说非政府组织了。国内外的右翼思想家会总结这些问题，提出政治改革或更广泛的改革纲领——如零八宪章所做的那样。
资本主义的发展也会驱使工人阶级与资本家和官僚发生冲突。随着工人阶级的日益激进化，争取在政治和经济上组织起来的权利将会成为对该阶级未来的总体发展有着重要影响的关键斗争。在这个斗争中，社会主义者必须为推行社会主义纲领而努力。当零八宪章的支持者们提出保护私有财产、开放市场和实行代议制政体的要求时，社会主义者将要求独立和民主的工会，停止私有化进程，公开政府和企业的账簿，工人监督，由工人控制企业的运作，在工人监管下重新进行产业国有化，终结一党专政，并建立一个以推翻资本主义为目标的新的群众性工人党和一个新的革命国际——第五国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