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库斯·哈拉比 19/05/2012
2011年的阿拉伯之春以其英雄的行为激励了全世界的数百万人，然而，现在革命停滞不前。本着声援这些运动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精神，马库斯·哈拉比（Marcus Halaby）批判地分析了这些国家的极左翼，尤其是叙利亚左翼。
阿拉伯革命一个最显著的特征是有组织的左翼的薄弱。迄今为止，左翼未能成为这次由群众贫困触发的民主运动的领导者。在一个接一个国家，左派或者像在埃及那样薄弱和分裂、像在利比亚那样基本上没有成为有组织的力量，或者像在突尼斯和巴林那样被适应于非工人阶级政治的政策所束缚。
尽管城市工人阶级在阿拉伯起义中发挥了核心作用、而且城市工人阶级是强调经济阶级斗争、民主权利、世俗主义、女权、反帝国主义及其以色列盟友的天然政治选区，但总的来说是伊斯兰主义者从推翻旧政权中获得了政治利益——即使在领导最初的起义中他们几乎、或完全没有发挥任何作用。这同时开辟了亲西方的自由主义者（有些人以各种方式与旧秩序联系在一起）作为世俗主义和民主自由的捍卫者的空间，自由主义者为了应对民主化发展得太远和太快的风险，可以说未曾启蒙的群众无法负责任地利用它。
镇压
左翼的这种弱点部分归咎于被推翻或陷入困境的阿拉伯独裁政权，他们镇压独立的工人组织、公民社会，以至于清真寺往往成为政治表达的唯一合法场所。然而更重要的原因在于，阿拉伯左翼现在正为主导它的两大意识形态——斯大林主义、阿拉伯民族主义——的失败付出代价。
在过去18个月里走上街头的阿拉伯年轻一代在这样一个时代背景中出现：社会主义左翼要么看起来只是人们偶然关注的问题，要么就是青年们现在要冒着生命危险推翻的旧秩序的残留。在叙利亚，这个问题尤为突出。在前复兴党政权的盗贼统治下，叙利亚在差不多四十年的时间里都是苏联的盟友。复兴党声称自己是一个“社会主义政党”，将其独裁政权描述为与以色列和西方帝国主义战斗的“抵抗政府”，而叙利亚的工人运动则在很大程度上被政治中立化、或者被纳入国家体制长达十年之久。直到巴沙尔·阿萨德（Bashar al-Assad）总统上台后，他的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才摧毁了其政权在农民和下层中产阶级中间原有的群众基础。
从 1952年的埃及自由军官团革命到1975年黎巴嫩内战的爆发，上一次席卷阿拉伯世界的大反抗浪潮在很大程度上都是亲苏联的共产党领导的工人运动与以下层中产阶级为根基涌现出的民族主义政治势力争夺霸权的情况，这些运动在当时对中下层的军官产生了影响。
这些共产党根据最终源自斯大林主义的错误纲领行事，认为他们的任务不是领导工人夺取政权的斗争，而是支持“进步的”资产阶级和中产阶级力量争取民族独立。
他们把这个理论化为一种论点：新兴的革命必须分阶段进行，第一阶段是建立一个“民族”或“民主”政权，在该政权下扫除外国影响和前资本主义社会的阶级残余；而第二阶段，争取社会主义的斗争将被推迟至遥远的未来。
这意味着他们实际上支持左翼民族主义军事独裁者，并试图阻止新兴的工人运动挑战其统治，至少在这些独裁者仍然对苏联保持友好的情况下。
在伊拉克，这导致了对共产党人和工会会员的大规模屠杀，当时伊拉克共产党支持的独裁者卡西姆（Abdal-Karim Qasim）在1963年一次中央情报局支持的政变中被右翼势力推翻。在埃及，这意味着工人运动被纳赛尔（Gamal Abdel Nasser）政权锁住了手脚，工运激进分子在被其投入监狱时仍在积极支持纳赛尔政权。
叙利亚共产主义
正如最近被捕的巴勒斯坦-叙利亚知识分子萨拉梅·凯莱（Salameh Kaileh）所指出的那样，阿拉伯左翼一直在搭复兴党和纳赛尔主义等更强大势力的便车，尽管这些势力在执政时期已经名誉扫地了。
在叙利亚，哈立德·巴克达什（Khalid Bakdash）领导的共产党将向复兴党军事政权俯首，尽管叙共最初在社会和经济问题上经常处于政权的左翼。而后，在1970年代复兴党政权向右转时，叙共也加入了该政权领导的民族进步阵线（NPF）。作为回报，虽然叙共获得了（受严格限制的）合法存在与毫无意义的“权力”配额，但是它以牺牲对群众的影响和对新一代知识分子和青年的鼓舞能力作为了代价。
巴克达什当时还呼吁复兴党政权机关支持他镇压共产党的内乱，党内至少产生了两次分裂，分裂的派系后来都加入了民族进步阵线。这进一步削弱了叙利亚的左翼，巩固了复兴党的统治。许多其他分裂的派系却将投入反政权的阵营，尽管如此，他们也并没有完全放弃“革命阶段论”的错误战略，而这种理论是他们名誉扫地的领导人背叛无产阶级革命的中心。
在这之中分裂出的最重要的两个派系是当前隶属于反对派的叙利亚全国委员会（SNC）的、由阿尔图克（Riad al-Turk）民主人民党和叙利亚共产主义行动党（SCAP），其武装分子在当前的起义中发挥了作用。
叙利亚革命左派
相比之下，与第四国际关系密切的叙利亚革命左派（SRL）最近发表了一个“过渡纲领”。它非常正确地指出，左翼的弱点是由于“传统上共产党运动与现政权联手，使后者能够进行残酷的镇压”。此外，SRL还批评更广泛的叙利亚反对派运动，指出由资产阶级自由派和伊斯兰主义者领导的在流亡中的叙利亚全国委员会（SNC）支持起义的“军事化”主要是为了回避他们在国内缺乏影响力，其中更危险的是二者呼吁“外部军事干预”。
同样，SRL也谴责更“温和”的全国民主变革协调委员会（NCC）主张与阿萨德政权对话的立场，后者因为担心政权被仓促推翻可能会引发外国干预。相比之下，SRL指出“领导运动的实地革命团体将强调他们对三项原则的承诺（和平革命; 绝对拒绝外国军事干预; 推翻该政权和不与该政权对话的决心）”。
反对帝国主义干涉、拒绝与残暴的政权对话，这是基本的原则。SRL说得同样正确的是，把起义降格为纯粹军事的斗争不仅意味着将与现政权最强大的成分作战，而且群众运动会被边缘化，并为土耳其、卡塔尔和沙特阿拉伯通过赞助精心挑选的武装反对派部分来进行间接干预铺平道路。
不过，在另一方面革命者必须号召群众武装起来、组织自卫。而不幸的是，SRL的纲领却强调“和平革命”的可能性，这种挥之不去的幻想使得到帝国主义支持的“军事化”的倡导者看起来更像现实主义者。
此外，尽管SRL的纲领涵盖了一系列经济社会诉求，旨在扭转叙利亚过去十年的新自由主义政策，但它也重复了“革命阶段论”的论调，呼吁“一个面对独裁统治的民主社会力量的总联盟”，以建立一个“民主、世俗、多元化的国家”。这就把与所有面临镇压的政治力量进行团结的实际必要性与革命纲领只能限于与这些势力能达成一致的诉求的想法混为一谈了。
在SRL的支持下，瓦坦联盟（Watan Coalition）的纲领走得更远，明确主张建立一个“基于法律、正义和公民身份的公民民主国家”和一个“叙利亚人民所有阶级和组成部分”的革命，而不提出任何基于阶级的要求。
不断革命论
现在需要的是一个纲领，把工人阶级的反资本主义斗争作为核心，使工人阶级成为民主运动的领导阶级。
这并非是托洛茨基主义教条主义的问题。迄今为止，在所有阿拉伯革命中，都出现了“全体人民”相对于一个缺乏民众支持的软弱政权的神话，在叙利亚，赤裸裸的阶级分裂最早已经显现出来了，以暴发户和一部分受益于新自由主义的中产阶级为一方，和以工人阶级、城乡穷人、青年和被摧毁的下层中产阶级为另一方对立起来了。
一个不断革命的纲领远非分裂广泛的民主运动，而是让人民团结在其中最始终如一和最具自我牺牲精神的部分的唯一途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