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自《第四国际的垂死呻吟》第三章
事实上，从1953年分裂中出现的所有倾向——无论在当时还是在后来——都没有摆脱第四国际已经陷入的中派主义。国际委员会、国际书记处，以及任何声称保持了和它们连贯性的倾向，都被证明未能在涵盖过去三十年的新情况和新任务并重新制定《过渡纲领》的基础上重建一个民主集中制的国际。在玻利维亚革命中，我们清楚地看到第四国际退化的第一个明证。
第四国际在玻利维亚革命中的错误
1951-52年的玻利维亚革命印证了帕布洛领导的国际书记处的中派主义立场。当时，第四国际在玻利维亚有一个很有群众影响力的组织——革命工人党（POR），其领导人是吉列尔莫·洛拉（Guillermo Lora）。
POR的立场和国际书记处对这些立场的态度表明，在1951年第四国际第三次世界代表大会召开之前，对托洛茨基主义的纲领的曲解就是一个行动问题，而不仅仅是一个理论问题了。1951年世界代表大会曾指出：“……反帝反资本主义的群众运动常常在小资产阶级的领导下呈现出混乱的形式，正如秘鲁的APRA（美洲人民革命联盟）和玻利维亚的MNR（民族革命运动）一样。”[51]对于毫无疑问是一个资产阶级政党的民族革命运动（MNR）的这种表述，事实上认可了POR对MNR的和解态度，尤其是当于1951年MNR接管政府时。在革命的关键考验中，POR被证明不能推进独立的共产主义纲领。
1951年4月9日，玻利维亚革命让埃斯坦索罗 (Pal Estensorro) 领导的资产阶级民族主义的民族革命运动上台，这个资产阶级政府所主持的局面接近于双重政权，它的地位是很不稳定的。阶级政权的问题越来越多地被提出，而一个坚定的革命政策本可以让群众从对民族革命运动抱有幻想到转向托洛茨基主义纲领。
POR选择了不同的前进路线，民族革命运动没有被他们明确定位为成立真正革命工农政府的资产阶级障碍。反之，POR领导人洛拉提出下面另一个观点：“今天，我们远没有屈服于与民族革命运动斗争的歇斯底里，亲帝国主义者把他们称为‘法西斯’。我们正在与群众一起游行，使得4月9日的运动成为工农政府的胜利。”[52]在此基础上POR提出了一个中心口号：“通过组建在1951年选举中获得多数席位的民族革命运动政府来恢复国家宪法。”[53]POR声称通过这种方法可以促进民族革命运动的群众基础中的革命和反动力量之间的“分化”。
事实上，POR屈服于追随民族革命运动的群众幻想，导致了灾难性的策略结论。洛拉提出让玻利维亚中央工会（COB）的“工人部长”加入资产阶级政府的诉求，换言之，不要求建立一个以苏维埃和工人民兵为基础的工农政府。POR没有让中央工会领导人与资产阶级政府决裂，从而走上反对资产阶级和民族革命运动政府的斗争之路。相反，POR将工农政府视为民族革命运动的左翼和工人组织的“自然产物”，它将会遵循民族革命运动政府的“前奏”（换言之，成为向革命政府发展的一个阶段）。
POR没有将反对和不信任民族革命运动政府并对其进步的措施如军事防御帝国主义和镇压国内反动力量的独立支持结合起来，而是给予民族革命运动政府以“批判性支持”，用他们自己的话说：“POR一开始就合理地给予民族革命运动政府以批判性支持。”[54]这种提法只能意味着对资产阶级政府予以政治支持，而不仅仅是对其行动予以批判性支持。
POR向资产阶级政府提供某种形式的政治支持，而不仅仅是防御反动力量（列宁在科尔尼洛夫政变期间与克伦斯基政府的关系中表现出的一个重要区别）的理由是玻利维亚及其革命的所谓“特殊”性质。POR认为民族革命运动政府是一个小资产阶级政府（那这个政府在捍卫哪个阶级的利益呢？）。此外，民族革命运动还被宣称是一个“特殊类型的波拿巴主义”的政权。这个新名词与帕布洛的方法非常一致，因为正是帕布洛提出了“特殊类型的加入主义”。洛拉对这个特殊类型的波拿巴主义的看法是它会依靠无产阶级来反对帝国主义，反之亦然。这种愉快的二元性意味着只要它与国内反动派和帝国主义作斗争，人们就可以支持它。这本质上与在1917年列宁发表《四月提纲》之前斯大林和加米涅夫对资产阶级临时政府所采取的态度一致。1926年斯大林在中国革命中也施加了同样的错误策略。
在1951-52年间，POR一直以“左翼完全掌控内阁”为口号运作。即使到了1953年，洛拉仍然将埃斯坦索罗政府称为“玻利维亚革命的过渡政府”。[55]1954年，POR的大多数成员遵循该组织立场的逻辑，脱离了党并加入了民族革命运动。
国际书记处和国际委员会都没有对这些事件进行任何认真的分析或给出任何一个政治资产负债表，而玻利维亚革命的经验和教训都如此之多。第四国际领导层当时和事后的沉默都只能被解读为对POR路线的认可。因此，国际的领导人和POR本身一样没能经受住革命的考验。在革命事件之后，POR从第四国际中分离出来，被抛弃了。直到1960年代末，洛拉一直没有与第四国际联系，在1953年的组织分裂中它也没有发挥任何作用。在这种情况下，POR发展出了一种以玻利维亚为中心的所谓“民族托洛茨基主义”观点。
第四国际对政治革命的拒绝
在五十、六十和七十年代，斯大林主义屡屡遭受危机和动乱，而帕布洛和曼德尔领导的国际书记处始终未能给出托洛茨基主义政治革命的纲领。1950年代初，第四国际对官僚机构内部由铁托的倾向所领导的改革进程抱有希望，没有在1953年东德无产阶级起义时推进政治革命的纲领。
尽管1954年“第四次世界代表大会”通过了文件——《斯大林主义的兴起、衰落以及败亡的前景》确实包含了某些关于政治革命必要性的“正统”声明（这是兰卡社会平等党修正结果），但仍然是基于肤浅的乐观主义的宿命论：
“这种情况的全新之处在于，我们已经达到了过渡纲领所预测的阶段，‘历史的规律’显示出‘比任何官僚机构都更加强大’。
决定群众方向有两个力量，一个是资本主义的垂死呻吟在世界范围内释放出巨大的革命力量，另一个是改良主义和斯大林主义官僚机构的政策对群众运动起到的滞后作用——前一个力量正越来越占上风。”[56]
据他们所言，“苏联官僚机构”“不再有能力粉碎和阻止”这种“革命的浪潮”。说托洛茨基认为在未来的某个阶段，“客观进程”本身将解决无产阶级、帝国主义和斯大林主义之间的力量平衡，这完全是对托洛茨基真正立场的嘲弄。托洛茨基确实看到的是资本主义的衰败和经济危机的客观条件，再加上斯大林主义和社会民主主义的背信弃义和弄巧成拙的政策，造成了无产阶级“革命领导层的危机”。从历史上看，尽管旧的国家机器很强大，“无产阶级的革命意志”也无法被抹杀，所以这场革命领导层的危机“只能由第四国际来解决”。[57]
托洛茨基对阶级斗争中客观因素和主观因素之间关系的辩证理解在帕布洛和曼德尔那里被一种更类似于考茨基方法的进化乐观主义取代，更错误和荒唐的是两人是在考茨基之后的五十年又回到了这个方法。这种方法直接源于他们对二战后官僚化社会革命的错误分析。
国际书记处对1950年代的斯大林主义危机采用了完全相同的方法。铁托“与克里姆林宫分裂”被认为是他从反革命的斯大林主义转向纯粹的“中派主义”或“机会主义”。因此，国际书记处从南斯拉夫和中国的共产党“领导了胜利的革命”以及“在这些情况下不再是真正意义上的斯大林主义政党”出发，得出了一个不可避免的结论：“因为中国共产党和在某种程度上的南斯拉夫共产党，实际上都是‘官僚中派主义’的政党，而它们仍然面临着本国革命的压力，所以我们不呼吁这些国家的无产阶级组建新革命政党或在这些国家准备进行政治革命”。[58]
甚至在苏联和东欧各国，国际书记处也倡导托派采取加入这些国家的共产党的策略。政治革命的纲领被他们简化为八项“民主”的诉求，已经完全丧失任何策略或战略性的取向。虽然赫鲁晓夫推动的去斯大林化和“新路线”被认为具有积极作用——因为这促进了多元化而成为变革的动力，但是没有人关注政治革命的战略和策略和推翻官僚机构所提出的任务。苏维埃的作用、功能、总罢工、工人阶级武装、反对资本主义复辟势力的斗争，所有这些都没有被提及。
国际书记处拟议的改革计划旨在迎合官僚机构中一直被希望存在的所谓“中间派”：
- 工人阶级囚犯的自由。
- 废除压制性的反劳工立法。
- 工人政党和组织的民主化。
- 工人政党和组织的合法化。
- 群众委员会的选举和民主运作。
- 工会相对于政府的独立性。
- 由群众民主制定经济计划，为群众服务。
- 人民的有效自决权。[59]
这份纲领没有将任何这些诉求与推翻官僚机构和建立无产阶级政权的斗争联系起来。事实上，实现这一目标的战略也从未提出，恰恰是因为国际书记处认为官僚机构内部存在潜在的“中间派”。
在1954年和1957年的第五次世界代表大会之间，堕落的工人国家集团和苏联内发生了更进一步的大动荡。
苏共二十大在赫鲁晓夫的领导下做的《秘密报告》以及随后的政治让步、匈牙利和波兰反对官僚主义的革命起义，全部发生在1956年，所有这些给国际书记处的领导人留下了深刻印象。曼德尔向第五次世界代表大会提交了关于斯大林主义内部危机的报告，虽然他在报告中承认中共和南共对匈牙利事件的应对是不一致的，但二者都被认为是进步的，因而证实了从内部改革斯大林主义的前景。
虽然匈牙利革命的高涨导致了国际书记处的领导人的明显左倾——他们公开支持革命，但是他们同时也对政治革命的纲领进行了全面和明确的修改。对于曼德尔和国际书记处的领导层来说，匈牙利以及波兰事件已证明官僚机构的一部分将走上铁托和毛泽东的“革命道路”——在匈牙利是纳吉，在波兰是哥穆尔卡。即使在苏联，赫鲁晓夫代表的“中间派”派也挤走了马林科夫和米高扬，尽管赫鲁晓夫还不是纳吉/哥穆尔卡的复刻版，但是他却预示了这种倾向的出现。为了促进官僚机构的这种倾向，在东欧和苏联的政治革命的纲领被第四国际全面修改。
由于政治革命的前景被视为取决于官僚机构的部分或派系，苏维埃不再被视为反对整个官僚机构的斗争机关。政治革命被他们认为是（替换成）“第四国际的派系”和其他官僚机构的派系之间为争夺工人阶级领导权而进行的和平竞赛。
从那时起，工人议会或苏维埃作为革命斗争机关的概念就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苏维埃仅仅作为行政机构的概念，其目的是将无形的“世界革命”群众带入政治生活，并确保经济计划是在民主论坛里达成一致的。
由此，政治革命被归结为官僚阶层的和平消亡。第四国际第五次代表大会所提出的“政治革命”纲领成为所有工人国家的统一战略，这只是斯大林主义内部的客观危机是否容易和迅速地在官僚阶层内部产生必要的倾向和分裂的问题。后来的国际书记处和第四国际联合书记处（USFI）全部都只是重复这些公式，没有添加任何纲领性的内容。
列宁时代的第三国际和托洛茨基的第四国际把帝国主义时代理解为战争与革命的时代，是资本主义历史性衰落的时代。列宁时代的第三国际明确认识到革命状态和前革命状态及其对立面的存在。对于第三国际来说，“世界革命”并不意味着某种无形的客观进程，而是发达帝国主义国家的无产阶级革命和在殖民地半殖民地的反帝起义的结合。
同样，托洛茨基将“不断革命论”理解为在帝国主义化的国家建立无产阶级政权的战略。这一战略的基础是使革命党能够领导工人阶级和被压迫群众从资产阶级民主或民族革命直接发展为无产阶级革命以及国际社会主义革命的整个纲领和策略。
相比之下，在帕布洛和曼德尔的方法中，“世界革命”却被升格为一个“进程”，一个总是在某个地区或以某类形式前进的半冲动。除了“世界革命”之外，这一进程还被赋予了同样虚幻的地区性或泛民族性特征，如“中美洲”革命或“阿拉伯”革命。这不仅混淆了“历史规律”与党必须组织斗争的战略目标，而且还将资产阶级民主、反帝国主义的民族革命和无产阶级革命的目标煮成一锅大杂烩。因此，由帕布洛和曼德尔领导的国际书记处没有发展出在科学分析的基础上确定革命任务的前瞻，而是将所谓“前瞻”简化为关于历史下一步将走向何方的猜测，而这常常是相当幻想的臆测。他们在思考接下来该适应哪种政治格局，以免落后。
“历史进程”现在可能会驱使斯大林主义者、左翼社会民主党人、小资产阶级民族主义者和反帝国主义者充当革命的无意识代理人，而“革命的压力”可能会迫使他们作为其“钝器”遵循“大致革命性”的方向。帕布洛—曼德尔的领导层将国际书记处变成了适应所有这些潮流的专家。在中国、越南和古巴残留的托派组织都遭到了忽视甚至诽谤，由此国际书记处可以对斯大林主义的看守者和刽子手们扮演友好批评者的角色。
第四国际对《过渡纲领》的拒绝
在帝国主义国家，“深度加入”或“特殊类型加入主义”在几个不同的“前瞻”中幸存了下来，这些前瞻被认为在特定时期证明加入主义的合理性。一个是二战后所谓的革命危机，一个是即将到来的“第三次世界大战前夕”的危机，第四国际认为这本会产生一股大规模的左翼中派主义潮流，而通过友好的批评和组织上的援助，国际书记处可以帮助其向托洛茨基主义发展。当然，为了确保这一点，托洛茨基主义者必须避免吓退这股潮流或将自己孤立其外，因此隐藏自己的托洛茨基主义纲领就变得迫在眉睫。在帕布洛担任小资产阶级民族主义民族解放阵线（阿尔及利亚的FLN）的顾问时，曼德尔担任了比利时左翼改良主义报纸的编辑。两人都不可避免地充当了各自雇主的辩护人。
1960年代初，过渡纲领的诉求被淡化为一系列以左翼改良主义版本的“工人控制”（工人参与管理或自我管理）为中心的“结构性改革”。列宁主义政党原则和托洛茨基主义纲领都被抛弃了。第四国际这一时期的政策只能说是右翼中派主义。换言之，它的实践水平与左翼改良主义（宗主国）或小资产阶级民族主义（殖民地）没有什么区别。然而，国际书记处的倾向（以及后来的联合书记处）仍然是中派主义，能够在外部事件的压力下转向革命立场。不过在其现有的领导下，这个倾向无法在重新制定的革命纲领的基础上发展出稳定的领导层。
帕布洛—曼德尔的国际书记处和后来曼德尔领导的联合书记处都能够左右摇摆：从1963年到1968年向右摆，从1969年到1974年向左摆，之后再次向右摆。
在国际书记处第五次代表大会（1957年10月）上，他们对克里姆林宫的立场变得更强硬。这是从帕布洛到曼德尔、弗兰克、迈坦的转变。国际书记处现在越来越倾向于阿尔及利亚革命，弗兰克关于“殖民革命”的报告强调了殖民地各国作为世界革命中心的重要性。
两年后，古巴革命的胜利坚定证实了国际书记处不再适应斯大林主义大都会改革的潮流，而转向支持第三世界游击队和民族革命运动。弗兰克率先将“不断革命”修改为一个半自动过程，即由于殖民地资产阶级的软弱，一个“钝器”就足以摧毁第三世界的资本主义。这与坎农和汉森对古巴革命的反应恰好吻合。正是这种和解导致了美国社会主义工人党和英国的希利/兰伯特集团在国际委员会内部互不侵犯条约的破裂。社会主义工人党不能忽视古巴的事态发展，它只能用南斯拉夫的方法，即帕布洛的方法来分析古巴财产关系的颠覆。
由于国际书记处和社会主义工人党都对卡斯特罗采取了同样的取消主义，唯一剩下的团结障碍是帕布洛和他在国际上的“个人政权”。然而，帕布洛在国际书记处的力量日渐衰弱，并因1962年他的拉丁美洲副手波萨达斯（Posadas）的叛变而受到极大削弱。帕布洛没能在1963年的重新统一中幸存下来，并于次年离开了联合书记处。
虽然社会主义工人党加入联合书记处标志着接受“帕布洛主义”的所有基本原则，但国际书记处放弃了“对社会主义工人党施加任何纪律”的企图。因此，后者的“国际主义”观点在新的组织中盛行。联合书记处的政治基础充分体现在1963年《当今世界革命的动态》的报告。该报告以第三世界“震中”为中心，将世界革命划分为“大民族志区域”，每个区域都有自己的子革命；在这些地区，“不断革命”成为一个自动的过程。反帝和民主斗争被推入社会主义的斗争，用他们的话说：“持续不断的群众运动把一个又一个落后国家拖入不断革命的进程”。[60]
联合书记处从中得出的“战略”和策略具有典型的变色龙特征。如果在斯大林主义国家中他们应该呈现出民主改革者或“改革共产主义者”的色彩，在西欧各国他们就呈现出“中派”社会民主党或斯大林主义政党的外观，那么在殖民地他们就会变成小资产阶级民粹主义者。《当今世界革命的动态》郑重地认为“产业工厂的工人”不是无产阶级的“主要力量”，无产阶级力量现在被视为“矿工、种植园工人、农业工人和大部分失业者”。[61]
报告还高兴地“承认”马克思主义理论没有预见到农民的激进性和决定性作用，即它接受了斯大林主义关于托洛茨基主义“低估了农民”的诽谤。它指出，生活在部落条件下的农民将“在不断革命的整个过程中仍然是无产阶级的盟友”。[62]他们再次“断言了凭借钝器掌权”的可能性，承认基于古巴模式的游击战争可以“发挥决定性作用”。[63]
因此，联合书记处是在1948-51年期间开创的适应外来阶级力量的基本重复的立场基础上建立的。当时的主要目标是小资产阶级的斯大林主义，现在则变成了小资产阶级民族主义和殖民地各种形式的斯大林主义、毛主义或卡斯特罗—格瓦拉主义。
退化后的第四国际碎片：从斯里兰卡危机，五月风暴到康乃馨革命
这种堕落的托洛茨基主义在决定性事件中再次证明自己不是一个共产主义潮流。在斯里兰卡，国际书记处和后来的联合书记处在兰卡社会平等党中都享有一个拥有大量追随者的支部。然而，正如1950年代初的玻利维亚一样，在行动中我们可以检验联合书记处的领导层是否合格。这又是一个关于第四国际的大规模支部失败和国际领导层参与失败的故事。
在斯里兰卡，就其政党结构和下层干部的意识而言，兰卡社会平等党更像是一个社会民主党，而非列宁主义政党。曼德尔本人后来也承认了这一点：“虽然在形式上是一个托洛茨基主义政党，但社会平等党在几个领域的运作与一个相对‘繁荣’的半殖民地国家的左翼社会民主党相当。”[64]显然，第四国际的领导人一直都知道这一点，但他们认为没有理由彻底纠正它。毕竟，如果左翼社会民主主义本身可以展现出革命方向，那么“社会民主化”的兰卡社会平等党自然也可以了。
此外，如果在半殖民地国家，“钝器”足以达到革命目的，那么第四国际仅仅为了一些“旧托洛茨基主义”原则而切断自己与兰卡社会平等党及其选举成功和群众基础的威望，那将会是愚蠢的。因此，佩雷拉（N.M. Perera），斯里兰卡一位主要的工会领导人和国会议员，显然是一位改良主义者，但这并不重要。兰卡社会平等党的马克思主义核心在1942年与佩雷拉决裂，而1950年，当同一个中心想要与他重新联合时，该提议被批准了，且得到了帕布洛和曼德尔的祝福。
在整个1950年代，兰卡社会平等党的实践越来越局限于选举和工联主义，而不是革命的鼓动。在1960年，班达拉奈克家族的斯里兰卡自由党获得最多席位，而兰卡社会平等党则失去了之前12个席位中的两个，该党“马克思主义”的领导人莱斯利·古内瓦德纳（Leslie Goonewardene）、科林·德席尔瓦（Colin de Silva）和伯纳德·索亚（Bernard Soyaa）陷入危机。1956年，他们在资产阶级的自由党（在农民中享有广泛支持，而社会平等党在很大程度上忽视了农民）在执政期间给予了“回应性合作”。
1960年，他们选择给予新班达拉奈克政府“关键支持”。正如在玻利维亚一样，第四国际在斯里兰卡支部的职责不仅仅是保卫一个正在针对国内或外国帝国主义反动力量而采取的民主或反帝国主义措施的政府，还包括予以对这个政府的政治支持（尽管是带有“批评”的支持）。直到1961年，在兰卡社会平等党于1960年投票支持自由党的预算后，国际书记处及其世界代表大会才呼吁彻底改变其斯里兰卡支部正在实施的政治方针。不过这个呼吁不仅太少了，而且也太晚了。国际书记处和后来的联合书记处都未能支持在兰卡社会平等党中建立一小部分的左派，从而为该党后来的背叛铺平了道路。
在1964年发生的事件的大背景下，弗兰克(Pierre Frank)对国际书记处为何拒绝组建左翼派系的解释简直是可耻的。在他关于第四国际的油腻和欺骗性的历史叙述中，他说左派——以埃德蒙·萨马拉科迪和巴拉·坦波为代表——“捍卫了正确、原则性的立场，但以国际上认为是宗派主义的政治形式出现”。[65]
弗兰克所指的“宗派主义”包括拒绝与佩雷拉炮制的阶级合作和平相处，而古内瓦德纳没有适当反对。显然，托洛茨基的前敌人、顽固的机会主义者弗兰克难以忍受。国际书记处拒绝全力支持左翼，而左翼自身也未能组织独立的党派斗争，其后果很快就接踵而至。
1963年，兰卡社会平等党与斯大林主义党和一个名为MEP的小党组成了一个人民阵线。MEP主要由小资产阶级组成，其纲领基础是推动有限的改革的诉求的政府。正如曼德尔和弗兰克所言，建立这样一个“左翼联合阵线”也是第四国际的领导人所主张的政策。1964年4月，第四国际联合书记处致信兰卡社会平等党，其中谈到：
“左翼的统一战线，通过群众斗争得到加强，旨在——在真正的社会主义纲领上建立自己的政治权力，提供了一种遏制反动浪潮、团结我们党的群众和队伍以实现社会主义的手段。如果最终实现我们的愿景，那么斯里兰卡可以成为下一个古巴或阿尔及利亚，并证明对全世界有革命思想的工人带来更大的启发。”[66]
因此，“托洛茨基主义者”的目标就变成了为世界工人阶级提供另一个卡斯特罗或本·贝拉！对于兰卡社会平等党而言，很快就面临着抉择：或者在政府中与自由党一起建立人民阵线，或者在冷漠中反对自由党政府。联合书记处无法提供任何原则性的及时的指导。
1964 年春天，当大规模罢工威胁要推翻自由党政府时——其中不少罢工是由兰卡社会平等党的左翼分子领导的，兰卡社会平等党的领导人佩雷拉开始与班达拉奈克夫人进行谈判。自丈夫去世后，班达拉奈克夫人一直是自由党的领导人。谈判协议达成后，兰卡社会平等党的代表大会以绝大多数票赞成协议，佩雷拉进入自由党政府担任财政部长。在兰卡社会平等党的大会召开的前一天，弗兰克带着第四国际代表团抵达，并发出姗姗来迟的将兰卡社会平等党驱逐出国际的威胁，然而这也没能阻止该党领导人的行动。
在斯里兰卡，正如在玻利维亚一样，帕布洛、曼德尔、弗兰克和社会主义工人党的领导人都被带入政治生活，然后从本质上被揭示为是彻底的孟什维克。半殖民地的资产阶级（或其中反帝国主义的“爱国派”资产阶级）和彻底的资产阶级民族主义政党以斯大林—布哈林主持下的第三国际的方式得到了工人政党“关键支持”。
1966/7年卡斯特罗的“左转”（拉丁美洲团结组织的成立、格瓦拉对玻利维亚的干预等）对第四国际联合书记处产生了巨大影响。到1969年世界代表大会召开时，第四国际对纲领的修改已经达到了拥护游击战争作为第三世界“革命”战略的地步。这种武装斗争被强调为“不仅是革命工作的一个方面，而且是整个大陆范围内的一个基本方面”。[67]这样一来，“第四国际”的整个纲领就等于是格瓦拉主义的翻版。无产阶级的核心和领导作用、工人斗争的策略和方法、苏维埃、民主诉求和过渡性诉求、列宁主义政党原则，一切都被毫不客气地抛弃了。
只是当这一政策在拉丁美洲地区造成混乱，加上格瓦拉主义的失败和卡斯特罗在1970年代初回归“正统”斯大林主义之后，第四国际联合书记处才结束了这一实验。
美国社会主义工人党及其列宁—托洛茨基主义倾向/派系的盟友能够对这一政策提出许多正式而且正确的“正统”批评。然而，社会主义工人党及其欧洲支持者的动机是不希望看到与游击主义相关的极左主义在宗主国中出现，他们的反对得到了拉丁美洲联合书记处领导人的支持，因为这些领导人从痛苦的经历中得出格瓦拉主义战略的自杀性后果。
在1960年代末和1970年代初，反对第四国际1969年决议的证据不断增加。阿根廷工人革命党（PRT）实际上于1970年成立了一支游击队武装，即人民革命军（ERP）。它遭受了国家镇压的严重打击，在政治上演变为民粹主义/恐怖主义，并于1973年脱离了第四国际。玻利维亚也发生了类似的事件。从1972年到1977年，第四国际联合书记处因为在这个问题上的派系冲突而分裂。最终在1979年，第十一次世界代表大会温和地宣布了“第四国际多年来推行了错误的政治方向”。[68]
从1968年到1974年间，为了应对法国、意大利和英国的重大阶级斗争，第四国际联合书记处进行了急速的“左转”，但也没有脱离左翼中派主义的轨道，换言之，并没有回归到列宁—托洛茨基主义纲领和策略上。从1969年开始，在宗主国——美国，第四国际适应了学生运动的阶级意识，提出所谓“新青年先锋队”的口号。
这是基于对1968年法国五月风暴的印象派“理论”，认为学生可以充当“雷管”，高校可以成为“红色根据地”，斗争可以“从外围到中心”。这些理论只不过是为激进小资产阶级的噱头提供借口，并坚决拒绝引导新的激进的年轻人走向工人阶级及其传统的工人政党和工会。
从本质上讲，第四国际这种“左转”是一种机会主义，为了避免与工人阶级中的改良主义潮流作斗争。第四国际支部处于1970年代初阶级斗争爆发的边缘（例如在英国是1972-74年）。正是在这一时期（1972-74），曼德尔-弗兰克-迈坦的第四国际“欧洲”多数派发展了他们的理论——“新的群众先锋队”。这是1960年代末的青年（学生）与意大利、西班牙和英国的工人斗争的融合，它被方便地定义为“独立行动并处于群众运动传统官僚领导层左边的力量总和”。[69]
后来这个“新群众先锋队”又加上了“女权运动”。第四国际对先锋队的观点是去“创造双重政权的局面”。不久，1974-75年的葡萄牙革命彻底摧毁了这一中派主义路线，并暴露了这一路线制定者们的政治破产。
在葡萄牙，由年轻士兵、工人和学生组成的“新群众先锋队”确实存在，国际委员会（第四国际所谓“多数派”）很快也调整其立场以适应这种创造。第四国际在葡萄牙的政治特点是对武装部队运动（MFA）、尤其是对其魅力十足的领导人德卡瓦略（de Carvalho）抱有幻想。1975年夏天，当马里奥·苏亚雷斯领导的葡萄牙社会党（PS）被葡萄牙共产党（PCP）和武装部队运动排除在政权之外、转而煽动对共产党进行反革命的进攻时，第四国际的支部国际主义共产主义联盟（LCI）加入了支持左翼波拿巴第六临时政府的人民阵线，在人民阵线政府垮台后，LCI转向左翼并参与了1975年11月由右翼进攻所挑衅的“起义”。
与此同时，葡萄牙支持社会主义工人党（SWP）的分支则以“捍卫民主”为借口，支持苏亚雷斯的反革命进攻。实际上，第四国际这两个分支都无法对武装部队运动和反革命组织进行一致的民主权利捍卫，也无法利用统一战线策略来赢得共产党和社会党无产阶级基层党员的支持。因此，葡萄牙以一种特别鲜明的方式暴露了第四国际联合书记处的破产及其根深蒂固的中派主义，即使在向左摇摆时也是如此。他们的立场意味着完全没有能力、甚至不愿意与工人阶级的误导者进行斗争——无论是斯大林主义者、社会民主党人还是小资产阶级民族主义者。
在1970年代中后期，大多数左翼立场的崩溃导致联合书记处转向右翼，并因此与社会主义工人党取得了某种程度的和解。这一转变反映在1979年的世界大会文件中，其中更加谨慎、口头上更加正统的曼德尔再次从左翼阶段退出，并准备向早期阶段试图绕过的“传统官僚领导层”进行新的适应。1979年世界大会的旗帜是一方面适应左翼社会民主主义和欧洲斯大林主义，另一方面适应小资产阶级民族主义（桑地诺的民族主义）。
联合书记处的领导人准备适应“欧洲共产主义”（Eurocommunism）的发展。曼德尔在《社会主义民主论集》中以完全正式和抽象的方式讨论欧洲共产主义的问题，因此从根本上说是一个错误和中派主义的方式。曼德尔的出发点不是阶级斗争，特别是对阶级政治权力的斗争，而是“将劳动者的民主权利扩展到先进资产阶级民主条件下已经享有的民主权利之上”的辩论。[70]
因此，曼德尔认为苏维埃首先是自治的工具，而非斗争的工具。从这个角度看，他希望捍卫包括资产阶级在内的所有政党的民主权利，只要他们“在实践中尊重集体财产和工人国家的宪法”。[71]
这种乌托邦的配方被认为是让工人相信共产主义是“民主”的唯一途径。曼德尔之后的1979年世界大会在这份报告中遮盖了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之前和之后的整个内战时期。为了安抚西方无产阶级和激进小资产阶级的民主派幻想，曼德尔掩盖了“最专制的事情”——革命。他模糊了政党作为阶级斗争工具的本质，模糊了无产阶级民主的阶级本质和限度。
然而，在尼加拉瓜，联合书记处却因为缺少对民主——无论是资产阶级民主还是无产阶级民主——的关注而备受瞩目。在桑地诺民族解放阵线（FSLN）上台后，联合书记处毫不客气地放弃了之前的政纲，转而向FSLN提出温和的建议，认为它应该走“古巴道路”（这一政策遭到了菲德尔·卡斯特罗本人的强烈反对）。联合书记处告知全世界：“······FSLN领导层的特征和历史表明，随着不断革命论进程的展开，不应该给FSLN领导层的决定性部门强加以任何不能逾越的先验限制！” [72]
因此，全国谅解政府（GNR）及其资产阶级部长得到了联合书记处的支持。这个政府显然是一个人民阵线，一个走阶级合作路线的政府，其基础是资本主义重建的纲领和解散在反索摩查起义中形成的群众委员会和自发武装民兵。
联合书记处和社会主义工人党充其量都只是为这种情况提供一个“古巴式”的解决方案。这是在民主工农的斗争机构被压制成为FSLN的官僚工具后，斯大林主义者对资本主义财产关系的有控制的颠覆。这里不存在无产阶级民主和健康的工人国家的问题。
因此，第四国际再次印证了它没有一个纲领可以替代卡斯特罗—斯大林主义的纲领。联合书记处得以直接干预尼加拉瓜的局面，阻止“托洛茨基主义”政党的形成，并在1979年世界大会前夕挑起了与莫雷诺的布尔什维克派的分裂。
总而言之，联合书记处根深蒂固的中派主义后果是纪律严明的战斗党和民主集中制原则的瓦解。各国支部和国际本身都是永久派别主义者的松散联盟。在每一次严重的革命或前革命的局势中，“国际的各个支部”都没有保持任何战略上或组织上的团结（先后有葡萄牙、伊朗、尼加拉瓜的事件）。联合书记处的各个支部系统地适应了工人运动内外的小资产阶级政治倾向。在工会中，他们对组织共产主义者领导的基层会员运动并反对工会左派和右派官僚的任务犹豫不决。
“阶级斗争倾向”一词成为与左派工会官僚结盟的幌子，成为不提出改造工会和驱逐工会官僚的共产主义行动纲领的借口。对于被压迫阶层的运动如女性、少数民族、黑人和移民、同性恋者，联合书记处提倡“自治运动”。因此它提倡所谓“全阶级”，亦即阶级合作主义，在这些斗争中脱离了无产阶级和争取共产主义领导权的斗争。联合书记处拒绝接受党领导的群众性工人阶级女权运动或在工会中基层工人运动的立场。此外，它适应了这些领域和斗争中的小资产阶级意识形态。
正如我们所看到的，国际委员会（IC）或其任何主要组成分支都没有构成对帕布洛领导的国际书记处（IS）的革命反对派。他们构成了世界托洛茨基主义的堕落碎片之一，而不是有原则的复兴力量。今天的某些团体声称，1953年的国际委员会确实代表了复兴托洛茨基主义的尝试，尽管是以一种片面和不充分的方式。此外，他们认为“国际委员会传统”代表了托洛茨基主义的连续性，尽管事后诸葛地可能会对这一传统提出批评。毫不奇怪，来自国际委员会传统的团体或在某些时候涉及国际委员会传统的团体持有这样的立场（例如英国的WSL、国际社会主义倾向、重建国际中心-第四国际等团体）。这些判断都源于他们拒绝承认托洛茨基主义——如果它有任何意义的话——就是革命共产主义的延续。国际委员会所特有的对教条的正式遵守并不是革命共产主义，而是在策略、战略和纲领上对共产主义的颠覆。
关于“国际委员会的传统”，首先要注意它是一个神话，是根本不存在的。国际委员会从来都不是一个连贯的、有统一纲领和民主组织原则的政治倾向。国际委员会虽然以“正统托洛茨基主义”的名义自居，但是其定义不过是纯粹抽象的层面上支持建立托洛茨基主义政党而已（在接受和阐明这一点上，帕布洛派也从来没有任何真正困难）。国际委员会的团体没有经过在各国支部或在预定世界代表大会上进行政治斗争而直接分裂出了第四国际。
除了社会主义工人党的《公开信》以及法国和美国一些反“帕布洛修正主义”的文件之外，国际委员会在1953年或之后相当长一段时间内都没有生产出任何一份主要文件。而且所有上述发表的文件都其实集中在同时发生的事件上，而没有触及“帕布洛主义”的方法论或为其给出一个政治资产负债表。在1954年和1955年，国际委员会分别就越南和阿尔及利亚问题提出了几项简短的决议，但也仅此而已，其主要支部——包括美国社会主义工人党、法国和英国支部——没有向加拿大、智利、新西兰、阿根廷（莫雷诺派的FOR）、冰岛、瑞士、希腊和中国流亡者等较小的团体提供中央指导。尽管法国人和英国人先后担任着国际委员会的秘书长，但是他们无法或不愿意激发国际委员会作为一个国际组织的潜在活力。
事实上，国际委员会不具备民主集中制，甚至不具备共同的内部和外部机构。这导致其各国支部实际上是民族派别、在各自的路线基础上发展起来，并适应各自国家的特色。他们采用的也是帕布洛和曼德尔的方法论，其中较小的群体往往会遭受一个或另一个较大群体的政治殖民。拉丁美洲的团体是被社会主义工人党支配的，欧洲的团体要么是被英国分部（社会主义劳工联盟SLL——1959年后）、要么是被法国支部（起先是PCI，1966年之后是OCI，1982年又轮到PCI）支配。社会主义工人党是拥有最大政治资源的组织，十年来却仅发布了六份国际讨论公报，其“领导”国际委员会的方式与托洛茨基去世后其“领导”第四国际的方式大致相同。
当美国社会主义工人党是国际委员会的成员时，只举办了一次世界代表大会，即1958年在英国举办的会议。其中，多布斯（Farrell Dobbs）代表社会主义工人党出席会议，但他出于政治原因拒绝参加其工作。此时，社会主义工人党正在设法脱离国际委员会并与国际书记处重新统一。英国的希利集团直到1957年与辛克莱（W. Sinclair）一起对帕布洛主义政治发起了重大进攻，其文件是辛克莱用比尔·亨特（Bill Hunter）为笔名发表的《在被盗的旗帜下》（Under a Stolen Flag）。这份文献是他们对帕布洛派对斯大林主义的分析姗姗来迟的答复，其中虽然重申了政治革命的必要性，警告托派不要向官僚机构让步，但是完全没有追溯到帕布洛派对斯大林主义的分析的起源。由于他们未能做到这一点，后来国际委员会在英国的支部得以在文化大革命期间适应中国的斯大林（毛泽东）主义者，并播下了希利集团支持中国官僚主义毛派的种子。此时，渴望重新融合的社会主义工人党已经不再公开批评国际书记处，而事实上公开争论在自1954年6月起就停止了！
因此，所谓“国际委员会的传统”本身根本不能说是在1950年代作为一个连贯的政治体系而存在的。对于所有将这一不存在的传统视为“托洛茨基主义延续”的人，我们要问一个问题：他们所谓“延续传统”究竟体现在哪些文件、论纲或立场声明中呢？
在1954年（国际委员会和国际书记处分裂后的7个月），国际委员会的主要领导人坎农通过兰卡社会平等党重新与帕布洛和国际书记处进行讨论，这一事实证明了国际委员会的不连贯性。在1954年5月，坎农写信给古内瓦德纳（Goonewardene），表示只要推迟世界大会，“……仍然有机会”实现统一。[73换言之，现在他们只是出于组织上、而非原则上的考虑而阻止两派统一。
事实上，坎农对1953年的分裂是这样描述的：“帕布洛的修正主义和正统的托洛茨基主义之间的分歧是如此之深，以至于无论在政治上还是在组织上都不可能达成妥协。”（见社会主义工人党的《公开信》）[74]总结来说，这纯粹是为了给公众一个说法而说的言论。到了1956年，坎农和社会主义工人党再次推动双方团结。1957年，坎农提出了“全面的组织妥协，这将允许国际托派运动在解决争端之前正式统一。这种组织上的妥协不能由世界代表大会来偶然地决定”。[75]
从1957年初开始，虽然坎农和社会主义工人党对帕布洛令人无法容忍的领导没有改变看法，但他们正在向曼德尔—弗兰克—迈坦轴心靠拢，后者更大的“正式正统”和口头上反斯大林主义在匈牙利事件后正在国际书记处内取得进展，因为这一事件严重扰乱了他们对在斯大林主义内部进行不间断的改革的幻想。赫鲁晓夫之流被赤裸裸地揭露为匈牙利无产阶级的屠夫。无论是纳吉还是哥穆尔卡都不过是强大的政治革命运动的狡诈误导者。尽管如此，这也没有阻止国际书记处把哥穆尔卡定义为“向左摆的中派倾向”。
曼德尔“更强硬”立场的胜利让坎农确信可以和国际书记处达成协议。然而，这将严重危及兰伯特和希利在英国建立各自支部的计划，因此他们现在重新燃起对反对“帕布洛主义”的兴趣。正是坎农打开了1954年与帕布洛派团结的大门，促使希利印刷了亨特的《在被盗的旗帜下》，宣称“帕布洛的修正主义和我们之间的鸿沟越来越大。[76]
希利推动召开了国际委员会的代表大会。在1958年召开时，社会主义工人党所做的一件事是它没有像英国代表提议的那样宣称自己是“第四国际的第四届世界代表大会”。
在1950年代，国际委员会的团体之所以能够团结起来，是因为他们都对帕布洛怀有敌意，并抵制他干涉他们的各国支部的企图。兰伯特的真相（La Verité）组织于1952年被帕布洛驱逐。英国人和美国人亲眼目睹了帕布洛的代理人在工作中试图将斯大林主义导向的观点强加给他们的支部，当时他们在美国的支部与工会的所谓“进步派”合作，在英国的支部则与左翼改良主义者合作。他们都认为帕布洛是对“法定”的民族支部领导人，包括坎农、希利和兰伯特的挑战。
因此，社会主义工人党没完没了地谈论对帕布洛的“个人崇拜”。1966年，希利向他的英国支部SLL解释说：“然后，在1951年，帕布洛来了。”[77]事实上，希利当时已经与帕布洛密切合作了至少五年。后来国际委员会内部之所以发生了一系列无休止的分裂，是因为这种“反帕布洛主义”没有共同的政治基础。每个团体对于什么是“帕布洛主义的本质”都有自己的看法。对于社会主义工人党来说，帕布洛主义等于党的“清算”，即解散党组织。无论坎农证明自己愿意抛弃什么，他都决心坚持“党”。因此，当国际书记处没有清算第四国际或其各国支部时，社会主义工人党就出现了问题，此时团结的障碍应该不复存在了。
对于希利派来说，帕布洛主义本质是不断变化的各种事物，是对斯大林主义的投降、建立政党的失败、对革命的“客观主义”等观点。随着希利派自身活动和政治立场的变化，所有这些评估都发生了变化——通常变成了希利自己所曾指出的“帕布洛主义”。
因此，希利被迫去发现帕布洛主义的“根源”。在1959年后，他的发现集中在帕布洛的“方法论”和“辩证唯物主义”问题上。在托洛茨基对社会主义工人党提出反对实用主义的严厉批评的基础上，希利对帕布洛主义以及美国人后来对其的屈服提出了抽象的“哲学”批评。这使他能够对纲领和策略问题置之不理，因为他自己的政治记录也受到严重的损害，经不起任何认真的检查。
在1966年他指出：“今天修正主义和革命马克思主义之间的差异归结为唯心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之间的差异，而不是这个人或那个人应该做什么。”[78]对于希利来说这种批评非常方便！希利的“方法论”使他能够洗清自己的过往。可惜，这与托洛茨基的方法相去甚远，托洛茨基的方法总是源于并回归于经验，即人类知识的最高标准。
对兰伯特领导的法国支部OCI而言，帕布洛主义本质上既不是对政党的清算，也不是错误的哲学方法。他们对帕布洛主义最初和持久的敌意在于他们的斯大林恐惧症。在他们对帕布洛主义最精确的定义中，OCI宣称帕布洛的“正式”马克思主义和他对托洛茨基观点的机械应用“在第四国际和政党的构想中得到了完整的表达，赋予了一个金字塔式的等级制度，并将世界代表大会作为极端集权地位的工具，它只能逐步加强自己的中央机构”。[79]
这个定义——系统化和对完整的国际委员会联邦制历史的辩护——像往常一样被OCI详细阐述，以适应其派系目的。1966 年，OCI无意落入SLL主导的国际委员会“民主集中制”的控制之下。
在这三个群体中，我们发现了对“帕布洛主义”不断变化的分析，其中所产生的定义实际上都是出于联合或派别上考虑。当然，他们有许多共同的假设，如一切邪恶皆源于帕布洛本人，而这是由于他的小资产阶级出身，持有这种荒谬的想法是国际委员会内部的一个共同点。
这只是转移人们对所涉纲领性问题的注意力的有用手段。我们应当先评估某人政治立场的性质，然后推断并论证这些立场的阶级起源。这就是托洛茨基对待伯纳姆—沙赫特曼派系的方式。国际委员会颠倒了托洛茨基的做法，首先对帕布洛大喊小资产阶级，其次也很少关注他的政治立场。
综上所述，“反帕布洛主义”是一个毫无意义的术语，一个不科学、非政治的术语。因此，要评估国际委员会的价值，有必要考虑其各国支部的独立政治。
正如我们所展示的，从1954年起，社会主义工人党从与国际书记处作战的立场转变为争取国际委员会与国际书记处重新统一的斗争。仅仅提出组织方面的考虑作为早日统一的障碍，社会主义工人党圣徒传记作者埃文斯（Les Evans）忽略了1953年分裂的所谓政治问题。对于统一的理由他是这样解释的：“到1956年，他们（即国际书记处——编辑）的公共路线与国际委员会的立场非常接近，社会主义工人党领导层得出的结论是，根据双方所持的政治立场，继续分裂是没有道理的，是时候考虑重新统一了。”[80]
在社会主义工人党的这一“转变”之后，汉森（Joseph Hansen）开展了开创性的工作，表明社会主义工人党可以在向斯大林主义投降方面超越国际书记处。1958年，他简洁地总结了国际书记处用诡辩所混淆的东西，宣称政治革命只不过是一系列的改革。他在《通往苏维埃民主之路的建议》中写道：“将政治革命的纲领视为通过激进斗争实现的一系列全面的改革，最终将政权交给给工人阶级，这样才更接近现实。”[81]古巴革命后，汉森真正深入地研究了这个问题。汉森凭经验证明古巴存在本质上与东欧相同的计划经济制度，也注意到了7·26运动中缺乏“斯大林主义”的领导，由此他便得出结论说古巴是一个健康的工人国家。
汉森主张实用主义，但不太热衷于辩证法，他认为古巴不需要托洛茨基主义政党，卡斯特罗是个“无意识的托洛茨基主义者”，因此政治革命纲领不适用于古巴。我们在其他地方讨论过古巴革命和汉森的分析。[82]可以说，汉森刻意忽视了古巴革命中没有独立的工人阶级行动及其组织——苏维埃、真正的工人民兵、计划经济中的工人控制等等。尽管卡斯特罗将其同化为斯大林主义，但他忽视了卡斯特罗在猪湾入侵后有意识地解散了工人阶级的武装组织的事实。简而言之，汉森对古巴革命持完全反托洛茨基主义的观点。
这一特殊的修正主义不仅为1963年与国际书记处的重新统一扫清了障碍，还为1960年代末第四国际联合书记处转向游击主义提供了理论上的根据（尽管汉森本人反对这一转向）。今天，它已经把社会主义工人党带到了甚至放弃正式“托洛茨基主义”标签的地步。
社会主义工人党领导人詹尼斯（Doug Jenness）对不断革命论的攻击是未来事情的一个迹象。社会主义工人党正越来越接近通过“古巴道路”进入斯大林主义阵营。
到了1963年，就古巴问题和《当今世界革命的动态》决议达成共识之后，社会主义工人党迅速且毫不客气地与希利和兰伯特集团断绝了关系。坎农曾在1962年赞扬希利在工党内部的工作，但在1963年他却谴责了希利的“厄勒主义”，二者是大同小异的。在对极左主义发起长篇大论之后，第四国际联合秘书处成立了。
在1963年社会主义工人党抛弃国际委员会组建联合书记处后，国际委员会的历史和兰伯特—希利分裂后的重建第四国际组织委员会（OCRFI – CORQI）的历史绝不代表托洛茨基主义的连续性。第四国际的剩余成员并不比联合书记处更健康。与社会主义工人党分裂的核心话题——古巴革命，本身就不吉利。希利和兰伯特在方法论上无法与汉森/曼德尔的分析有所区别，因此被迫简单地否认古巴发生了财产关系的颠覆。
希利和斯劳特（Slaughter）坚持认为古巴是国家资本主义，卡斯特罗是像纳赛尔或庇隆一样的资产阶级波拿巴。为了捍卫这种奇怪且前后矛盾的立场，他们借用了“新阶级”理论家们的“规范”论点，并将其隐藏在黑格尔化的“辩证法”之下。另一方面，兰伯特的OCI 认为“幽灵资产阶级”通过卡斯特罗在古巴掌权。
这样的立场阻止了对二战后第四国际退化的根源所要做的任何严肃的或彻底的分析。因此，英国的SLL和法国的OCI都在其政治中融入了1948-51年的修正主义的不同元素。虽然仅因对联合书记处的敌意而团结在一起，并以空洞的“反帕布洛主义”表达了这一点，但其内部的两个关键组织OCI和SLL在政治上是截然不同的组织，并且是朝着不同的方向发展的。两个组织都用自己的内容填补了“反帕布洛主义”的真空。要了解这些组织后来的走向，了解其堕落的整个过程，就必须追溯其分裂之前的历史。
希利派在1953年分裂后，在短时间内继续推行他们自己版本的“特殊类型加入主义”，围绕报纸《社会主义展望》（Socialist Outlook）。从1954年该报被查禁起，希利毫不费力地将他的团体转入《论坛报》（Tribune）的环境，并发售《论坛报》直到1957年该团体支持创办新的报纸《通讯》（Newsletter）。据他们说《通讯》须是一份独立报纸。
匈牙利事件后，脱离了英国共产党的党员和松散的社会主义论坛的建立为希利提供了新的受众和新的成员。在1957年后，《通讯》还有助于团结一些工会基层的激进分子，而理论期刊《劳工评论》（Labour Review）则吸引了一些有能力的知识分子。最初，希利坚称这两份出版物都不是“托派的局部出版物”，而是与他之前的“深度加入”工党的项目一致。
然而，从英国共产党招募成员的前景改变了这一观点，并将希利集团推向更加独立的方向。1959 年，社会主义劳工联盟 (SLL) 作为一个独立团体成立了，尽管其159名创始成员中有100名仍然是工党成员。随后，他们在工党新的青年组织“青年社会主义者”（Young Socialists）中发起了一场相对公开而富有战斗性的运动，由SLL的成员所领导，导致青年社会主义者于1964年被关闭而其成员被大规模驱逐出工党。
在同一时期，SLL也开展了积极的工会工作，吸引了700名代表参加1959年11月的基层大会。SLL也由于积极干预了核裁军运动（CND）而发展壮大，但在这里它为了招募新成员而放弃了对“裁军”口号的批评，尽管在1954年它曾经对国际书记处支持类似的裁军口号提出过尖锐的批评。
到了1963年，希利小组在成功的熏陶下又回到了帕布洛在1950年开创的那种灾难论观点。不同之处在于根据即将崩溃得出的结论。
希利取代了帕布洛和他自己以前的深度加入策略，变成一种歇斯底里的对共产国际“第三时期”风格的“建设政党”的迷恋。1963年，在其第五届年会上，SLL的决议（SLL Perspectives）宣称：“英国的经济问题如此尖锐，资本及其代理人之间的关系如此充满矛盾，只要能够建立一个领导层，政权问题实际上就会不断出现。”[83]这就涉及到客观与主观的完全混淆。
即使来不及建立革命领导层并沿着共产主义方向解决问题，在一个深刻的社会危机当中，提出政权问题的革命局势也可能出现。此外，关于1963年英国立即可能出现革命形势的说法也是可笑的。无论如何，这一表述的两个部分都证明了SLL向“建设领导层”的戏剧性转变是合理的，这是一种夸大的政党拜物教，而他们所言的“迫在眉睫的灾难”证实了这一点。现实一再混淆这种观点的事实被他们所谓的“哲学”克服了。
这种歇斯底里的宗派主义并没有妨碍深刻的机会主义政治。希利派在中国的“文化大革命”期间支持官僚集团的毛派，他们拒绝承认文革是官僚集团内部派系之间的斗争，而群众只不过是被煽动地用作舞台演员。阿以战争结束后，SLL开始推崇“阿拉伯革命”，并将其作为与OCI派系斗争的一部分。到了1970年代，这种崇拜使SLL/WRP（工人革命党）及其媒体成为叙利亚、伊拉克，尤其是利比亚民族资产阶级的拉拉队。
1978年9月伊朗革命后，WRP的报纸《新闻线》（Newsline）成为霍梅尼的经常性辩护者。SLL的演变是托洛茨基对宗派主义的理解的活生生的证明，它脱离了现实，导致了极端的派系烦躁。这在1970年代中期导致了全面的阴谋论，其中包括将第四国际的所有主要问题解释为克格勃和中情局特工在美国社会主义工人党中活动的结果。
法国的“真相”组织（La Verite），后来的OCI，现在则被称为PCI，给“反帕布洛主义”打上了自己独特的印记。在兰伯特的领导下，这个法国组织产生了彻底的斯大林恐惧症，作为帕布洛的斯大林修正主义的对立面。这与对社会民主主义的显著软弱相结合。在冷战的压力下，他们转向（并且至今仍然活跃在）反共的工会联合会，Force Ouvrière（劳动力）。
尽管他们宣称“反帕布洛主义”，OCI在反帝国主义的斗争中还是向非革命的共产主义力量投降。在阿尔及利亚独立战争期间，兰伯特派支持梅萨利哈吉的MNA。法国人启发了国际委员会1955年的决议，该决议宣称：“在梅萨利哈吉身上，世界上被压迫和被剥削的人拥有这一点的活生生的象征（反帝国主义/工人阶级——编辑）斗争”。[87] 他们支持MNA反对莫斯科支持的小资产阶级民族主义的“民族解放阵线”（FLN），理由是MNA有无产阶级倾向。
“真相”主动提出捍卫“真正的阿尔及利亚革命者免受民族解放阵线杀手的侵害”。[88] 因此，他们的“反帕布洛主义”导致OCI支持一群在朝觐周围犹豫不决的民族主义者，反对FLN中更为坚定的民族主义者。事实是，MNA很快就成为法国政府手中对抗民族解放阵线和民族斗争的棋子。MNA最终与美洲国家组织 (OAS) 处于同一阵营。兰伯特派宣称的“工人阶级”取向是他们的革命主义象征，但这并没有阻止他们背叛反帝斗争。
兰伯特派后来被迫承认这一点。然而，这使他们在反帝斗争中陷入了宗派主义立场。他们拒绝呼吁南越民族解放阵线在越战中与美帝国主义的战斗中取得胜利。在1967年的阿以战争中，OCI谴责双方都是资产阶级和反革命，并采取了双重失败主义立场。
OCI的斯大林恐惧症和对社会民主主义态度软弱的后果是它长期倾向于用民主纲领取代过渡纲领。1958年戴高乐政变后，兰伯特在法国采取“后天防御”（Défense des Acquis），一个严格的资产阶级民主纲领。在殖民地半殖民地世界，制宪议会的诉求变成了战略性目标。在1980年代，这一诉求在波兰政治革命的背景下以一种潜在的反革命方式提出。在1979年之后的尼加拉瓜，它被用作中心口号，但牺牲了建立苏维埃和工人夺取政权的斗争的诉求。
此外，OCI/PCI在许多情况下支持反对斯大林主义的反动势力。1969年，它拒绝支持当时左翼反对蓬皮杜的主要候选人作为共产党总统候选人。1980年，他们支持毛拉领导的亲帝国主义阿富汗叛乱分子对抗人民民主党和苏联军队。在1968年的五月风暴中，OCI 提出了阶级团结口号，作为加入反对资产阶级国家的斗争的替代方案。在巴黎设立路障当晚，OCI召开会议，决定游行说服学生不要继续战斗。当学生们拒绝后，OCI就游行离开，并用工人阶级团结的口号来安慰自己。
这一政策是对SLL放弃统一战线的同等而相反的回应，它同样脱离了革命共产主义立场。因此，OCI中央委员会在1971年宣布统一战线：“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是一条战略路线，它始终存在于（即独立于环境、力量关系、严格意义上的策略考虑）一个革命政党。”[89]
最后，OCl 对国际委员会中任何集中制的根深蒂固的敌意表明他们本质上是“民族托洛茨基主义”的观点。兰伯特派以第四国际被帕布洛主义摧毁为借口——这一发现直到1966年国际委员会第三次代表大会上才宣布——坚称民主集中制在国际委员会中没有地位，因为它不是第四国际。
他们承认联邦制的存在，并认为：
“SLL和OCI都有自己的国际活动。德国和东欧仍然是OCI与匈牙利组织合作的‘私人狩猎场’。”[90]
他们希望保持这种方式以免受SLL的控制，并保持他们的渠道向帕布洛的联合书记处开放。
毫无疑问，直到1960年代末，希利一直领导着国际委员会，并将SLL的观点强加于其公开声明中。兰伯特越来越反对希利和班达，因为他们越来越倾向于第三世界主义。兰伯特本人更愿意拒绝阿拉伯革命，转而接受犹太复国主义（承认犹太工人的“自决”）。为了提升自己，兰伯特试图将玻利维亚的吉列尔莫·洛拉 (Guillermo Lora) 的POR纳入国际委员会。
希利首先拖延了国际委员会第四次代表大会，然后在埃森国际青年集会上制造了分裂。希利以洛拉在人民大会上向共产党让步为借口，两个团体就辩证唯物主义还是过渡纲领是否是国际委员会信徒崇拜的金牛犊进行了可笑的争论：“第四国际的《过渡纲领》是不是马克思主义的最高体现？是或否？”兰伯特问道。[91] 1971年分裂后，国际委员会仅作为SLL1973年后的WRP）的后院而存在，而OCI则建立了松散的联邦OCRFI，并在从联合书记处分裂出来的莫雷诺派融合失败后重新命名为第四国际（国际重建中心）。
1938年的《过渡纲领》并未被重新制定以满足战后时期的任务。相反，它被零碎地“修正”，并在1951年系统地形成了一系列论纲和文件、被整个国际所接受。自1953年以来的任何一次分裂都没有否认这些修正，也没有追溯到导致第四国际瓦解的中派主义根源。
第四国际革命性和纲领性的延续被彻底打破。在1938年纲领的基本理论和方法的基础上制定新纲领的任务，是我们现在直接面临的任务。只有在这一基础上才能重建列宁—托洛茨基主义的新国际。
参考资料：
51. Fourth International (New York, November/December 1951).
52. From an interview in Militant, May 12th–19th 1952, quoted in Documents of the Vern-Ryan Tendency (Communard Publishers), p. 41.
53. ibid., p. 43.
54. From G. Lora, One Year of the Bolivian Revolution, quoted in ibid., p. 80.
55. G. Lora, Bolivie: de la Naissance du POR, À L’Assemblée Populair, p. 35 (Our translation).
56. The Development and Disintegration of World Stalinism (New York 1970), p. 16.
57. ibid., p. 16.
58. ibid., p. 20.
59. ibid., p. 23.
60. Dynamics of World Revolution Today (New York 1974), p. 30.
61. ibid., p. 37.
62. ibid., p. 38.
63. See also E. Mandel’s recent defence of this position in Revolutionary Marxism Today (London 1979), p. 96.
64. Revolutionary Marxism vs. Class Collaboration in Sri Lanka (New York 1975), p. 8.
65. P. Frank, The Fourth International (London 1979), p. 116.
66. Quoted in Trotskyism versus Revisionism (London 1974), Vol. 4, p. 235.
67. Intercontinental Press (New York, July 14th 1969), Vol. 7, No. 26, p. 270.
68. Intercontinental Press (New York, January 1980), Special Supplement.
69. The USFI’s clearest espousal of this theory is to be found in the 1974 Theses on Building of Revolutionary Parties in Capitalist Europe in Intercontinental Press (New York, December 23rd 1974), Vol. 12, No. 46, p. 1822.
70. E. Mandel, Socialist Democracy and the Dictatorship of the Proletariat (Toronto 1977), p. 13.
71. ibid., p. 27.
72. Revolution on the March in Intercontinental Press (New York, January 1980).
73. Trotskyism versus Revisionism (London 1974), Vol. 2, p. 154.
74. International Committee Documents 1951–54 (New York 1974), Vol. 3, p. 137.
75. Trotskyism versus Revisionism, op. cit., Vol. 3, p. 22.
76. W. Sinclair, Under a Stolen Flag, in ibid., p. 5.
77. ibid., Vol. 4. p. 274.
78. ibid., p. 307.
79. ibid., Vol. 5, p. 72.
80. Towards a History of the Fourth International (New York 1973), Part 1, p. 17.
81. International Socialist Review (New York, Spring 1958), p. 50.
82. See Workers Power & Irish Workers Group, The Degenerated Revolution (London 1982), pp. 93–96.
83. Quoted in T. Polan, The SLL – An Autopsy (Trotskyist Tendency, n.d.), p. 16.
84. Trotskyism versus Revisionism, op. cit., Vol. 4, p. 302.
85. Quoted in ibid., Vol. 6, p. 64.
86. Polan, op. cit., p. 8.
87. Quoted in Trotskyism versus Revisionism, op. cit., Vol. 3, p. 132.
88. La Verité was the newspaper of the Lambert grouping.
89. Trotskyism versus Revisionism, op. cit., Vol. 6, p. 64. (Our emphasis).
90. ibid., Vol. 5., p. 86.
91. ibid., Vol. 6, p. 5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