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eter Main Wed, 04/06/2014
1989年6月4日发生在北京天安门广场的大屠杀事件对于中国和世界都是一个转折点。它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内派系斗争的一个转变，这个派系斗争从1949年中共掌权起便存在，它把党分成了几个派别。六四事件为资本主义在中国的复辟开放了通路，并为中国作为一个新的帝国主义力量而出现铺平了道路。
在“一国建成社会主义”的模式和官僚主义设定的经济计划下，经济是不可能平衡地持续地发展的，正是这个因素刺激了中国共产党内的派系斗争。尽管党内的两个派别都主张维持共产党的专制统治，但其中一派相信国家的倒退可以用大规模的经济动员和集中力量发展重工业的方式来疗救，这一派在1976年前由毛泽东领导；而另一派则主张用“市场经济改革”来刺激经济的发展，这一派在20世纪70年代由邓小平领导。
到了1978年，邓小平一派开始占优势并实施他们的计划。他们首先从农业的私有化和“自由化”着手，并主张用“管理手段刺激”工业部门。同时，他们要求“对外开放”，也就是增加港口，允许主要来自香港、台湾和东南亚等地的海外资本家向国内投资。但他们并没有完全废除计划经济的模式，而是保留了作为经济核心的工业计划指令。
邓小平和他的追随者并不是毫无阻挠地推行他们的方案的。在党和国家机关内部，特别是军队内，经济“自由化”在许多人的眼里是对政治稳定的威胁。由此引发了国内的争执与不和，公开的辩论不断升级。早在1979年时北京的“民主墙”便成了异议的焦点，“民主墙”是异议者们利用海报对政治问题发表公开评论的地方，他们日益强烈地要求实行政治和经济上的自由。
尽管“民主墙”很快就被关闭了，但公开的争论仍未停止。以胡耀邦为代表的邓小平派的人利用这个争论来增强自己的地位以对抗“强硬派”。然而，争论的扩大化使领导层日益恐惧，在一次显示邓小平的优先权的运动中胡耀邦被免除职务。计划指令与市场经济的结合为公务人员和管理人员创造了能够以“国家采购”的低价购买货品和材料并在黑市中出售获得可观利润的机会。这种现象引起了公愤，随之而来的通货膨胀更加助长了对政府的批评和对民主“透明”的要求，在学生中尤为激烈。
胡耀邦的逝世特别是追悼会中对他的评价问题，掀起了民主运动的浪潮。1989年，大约20万人无视政府的禁令蜂聚于天安门广场，要求中国共产党重新评价胡耀邦并进行民主改革。一个由激进分子组成的运动中心在天安门广场组织运动。
面对如此大规模的反对浪潮，政府最初被迫采取了容忍态度。在抗议爆发的三个星期之后，戈尔巴乔夫的访华又激起了一波狂潮。在抗议的人们眼中，戈尔巴乔夫在苏联的改革表明他是支持民主改革的。为了避免引发要求效法苏联改革的大规模示威和游行共产党的领导人不得不通过一个后方的通道将戈尔巴乔夫接入政府辖区。
到了该年五月的中旬，一些学生开始了绝食抗议和示威游行，支持他们的运动扩大到了全国各主要城市。与此同时，工人阶级参与了运动，北京工人自治联合会成立了，它发动起了工人们去支持学生并努力争取政治经济上的权益。事态的发展导致了共产党内部的进一步分裂，胡耀邦的接班人、时任国家主席的
赵紫阳主张向示威者让步并和绝食者们联系沟通，他在天安门广场上会见了示威者，劝他们放弃示威。
这个举措宣告了赵紫阳职位的结束。第二天，即5月19日，国家总理李鹏宣布实行军事戒严，预备着强行清洗天安门。他的初次尝试失败了，因为当地的军队同情和支持学生们。。工人们组织了大批代表团，携带着标语和口号也来加入他们。接下来的十多天里政府似乎已经黔驴技穷了，许多人相信在示威的规模日益庞大的情况下，胜利地使政府屈服只是时间问题。
实际上，政府正在调动来自偏远地区的军队并作出了最后的计划：不仅要肃清天安门广场而且要全面地镇压一切反抗和异议。这个计划的执行和拟定它时一样残忍。在天安门广场，坦克将帐篷和里面的人一起卷入履底，碾为粉碎。镇压行动并不仅限于天安门广场，政府在全国范围内发起了进攻。席卷全国的罢工抗议被解散，工人阶级反抗运动的组织者在军事法庭上备受折磨。
接下来的两年内统治者们实行了禁止一切抗议和有组织反抗的军事法律，事实证明这对于资本主义的复辟有着决定性的意义。在那两年内，似乎是“强硬分子”胜利了而中国将回到文革刚结束时的政体。政府重新开始价格管制并抑制了通货膨胀，工厂内发起的自由运动销声匿迹了，现在强制实行的“纪律”是冷酷无情的。
然而，这些措施不可能让已经踏入90年代的中国回到70年代的状况去，计划经济指令的恢复使海外的资本更加自由地流入国内。特别是在沿海省份的经济特区里，外企得到了政府各种各样的支持，如：减税或免税、基础设施的保障、能源、廉价劳动力和没有相关的劳动法律法规等。其中最重要的地方是习仲勋规划的深圳经济特区。
所有这些地区，特别是和香港有着密切广泛联系的广东地区，因吸引了大量外资而使经济迅猛发展，国企的存在越来越成为发展的障碍。这使邓小平更加确信只有资本主义的完全复辟才能获得经济的持续发展。由于工人阶级的反抗都已经被压制和消灭了，这是办得到的。
要去除经济指令的机构并将关键性部门以外的经济体都私有化，邓小平仍需清除他的对手，尽管如此，一致性的反对是不会有了，因为每个级别的党政机关干部都有了许多机会来肥己。城市工人就业、住房、医疗健康和受教育的权利保障被剥夺了，虽然有成千上万的工人因此失业，但也没有因此而遭到工人的反抗。总的来说，共产党的官僚阶级拥有了完全的统治权。
六四大屠杀同样有其国际影响。在苏联和东欧各国，行政计划已经被市场改革所削弱，这些国家都爆发了要求民主改革的大规模运动。波兰政府已经是亲资本主义的了，许多国家都意识到假如要恢复一党专政就必须要依靠苏维埃军队的干预，这等于要爆发内战，因为西方国家力量将会介入，从而间接地为亲西方国家和亲资本主义力量提供帮助。在大屠杀发生5个月后，柏林墙倒塌了，一年之后，曾经的“社会主义”阵营——“苏维埃集团”就完全成为资本主义复辟者们的领地了。
今天，在经济全球化时代，美国实际上不受约束地支配着全世界，他现在能够毫无阻挡地推行其经济政策——“华盛顿公约”。讽刺性的是，美国的大公司和银行主宰着世界经济的游戏规则，美国的金融资本大力扩张，资本家们却谎称制造业容量的衰减从而让中国成为“世界工厂”。中国工人阶级的挫败为资本的增殖提供了巨大的空间，中国经济的爆炸性崛起从上世纪90年代一直持续到本世纪。
尽管如此，资本主义的发展在创造巨额利润的同时，也在不可避免地发展着自己的矛盾。本世纪的金融危机是空前广泛和深刻的；同时，传统的力量均势被中国所打破了，中国现在作为一个新的帝国主义力量出现在世界舞台上，向列强挑战并要树立自己的利益。
中国工人阶级作为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工人阶级，尽管面对着共产党的专制主义控制，但是也日益意识到自身的阶级地位和力量，并正在寻求建立自己的组织。在今年的上半年中，《中国劳工报》记载共有402起罢工发生，在大规模的斗争中，工人们的信心和经验都日益长进。
在六四事件25周年的前夕，政府在全国采取了防护措施，知名的活动家和政治异见人士都被集中软禁起来。在6月4日当天，北京每个主干道的路口都有武警站岗，互联网的使用被严格管制，代表纪念死者的蜡烛图片呗禁止进入。表面看来，这是政府强权的反映，实际上却暴露了它的恐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