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rtin Suchanek
原文发表于2023 年 9 月 15 日
2022年9月16日，伊朗库尔德妇女吉纳·玛莎·阿米尼因在被所谓的道德警察逮捕及拘留期间遭到残忍虐待而死亡，但她并不是另一位被罪恶的专制政权谋杀而在公众遗忘中蒙羞的受害者。凶手没有逍遥法外，现政权也并非毫无后果。她的死引发了一波前所未见的大规模抗议和反叛浪潮，与2009年伊朗爆发的抗议大规模选举舞弊的“绿色革命”浪潮相似。在吉纳·玛莎·阿米尼的死公之于众后，成千上万的示威者涌上德黑兰和其他城市的街头。
运动的扩展
在最初的两个月里，示威运动蔓延到全国各地，波及到大多数人口。库尔德地区甚至爆发了一场短暂的总罢工，使公共生活陷入瘫痪。在许多城市，大学成为抗议的中心，得到大部分人口、尤其是工人阶级的支持。女性和青年一开始就处于运动的核心，是运动的内在动力，展现出她们对现政权根深蒂固的仇恨。数百万人无视伊斯兰国家的警察、特种兵和准军事化民兵的大规模镇压，加入示威队列。
尽管在抗议运动的最初几周内发生了极端残酷的行为，成千上万人被拘留和逮捕，许多示威者甚至在抗议运动的最初几周被谋杀，但是群众没有被吓退。伊斯兰教士显然处于守势，现政权推出了一个姗姗来迟和犹豫不决的“改革”，即解散所谓的道德警察。政权组织的反抗议集会比抗议者的集会在规模上要小得多，展现了现政权的社会基础是多么的薄弱，而政权通过各种手段维护的政治和社会秩序有多么令人厌恶。
这场运动震撼了统治阶级及其“伊朗特色”资本主义制度。尽管抗议者英勇无比，但目前还未能推翻政权。国家机器及其压迫性机关受到了震动，但其内部凝聚力和对抗议运动的驾驭能力并没有被打破。这不仅因为有直接职业化的内部镇压机关和准军事化的民兵，还因为它控制着有22万人的军队。
这使现政权能够从2022年底开始对运动采取越来越重大和有针对性的行动，它几乎用鲜血和暴力淹没了整个运动。去年一年有超过500名示威者丧生，据称共有约2万人被拘留。此外，数十人因参与运动或被指控为运动的头目而在审判和简易裁决中被处死刑，而且死刑都会被执行。自2022年9月以来，现政权执行了大约500次死刑。道德警察作为一个官方机构仍然存在。
尽管运动被击退而现政权再次得到巩固，但是旧秩序至今仍没有完全恢复过来。女性仍然披头散发地上街，公然抵制反动的着装规定，虽然她们会受到严厉的镇压和惩罚。
尽管运动消退，但是抵抗的意愿始终不灭，原因何在？
首先是人民自己发生了变化。自2022年9月以来的抗议运动部分表现了前革命状态的特征。而且，自2019年经济下行和反政府示威开始以来，伊朗政权和经济精英一直面临着新的不间断的群众运动，运动主要基于工人阶级，同时也由工资收入者之外的城市和农村贫民、甚至大量中产和小资产阶级所推动。在2022年，女性起了核心作用，但是也存在青年和被压迫少数民族的抗议。据许多运动中活跃分子的报告，抗议运动对各种社会压迫形式的认识在整场运动中显著增加。自2019年以来的罢工以及自2022年以来的大规模抗议不仅通过发动群众动摇了现政权，而且还创造出一批工会组织者、政治活动家以及一批半合法或不合法的组织。所有这些都为运动提供了一定的连续性，即使在受到压制的情况下也是如此。
其次，政权的统治基础变得更加薄弱。毫无疑问，伊斯兰教士可以依赖一个臃肿而寄生性的国家压迫机器，还垄断着媒体的巨大话语权。政府新闻机构和神职人员构成了意识形态的中央机关。此外，尽管面临着经济危机，他们仍然依赖于统治资产阶级的大多数，资产阶级不仅受到政权青睐，而且其寄生性的特殊利益最终是政权的经济政策的重心。
不过，神职人员和资产阶级的联盟、以及和其国家工作人员和与政权密切关联的小资产阶级阶层的联盟，要在经济停滞、危机、大规模通货膨胀、失业和广泛贫困化的背景下去维护自己的特权，这是相当困难的。即使德黑兰通过与中国、俄罗斯的联系，并且与沙特达成的协议在一定程度上打破了国际孤立，但是对于改变经济和社会困境来说这几乎不起作用。与本世纪初不同，现政权早已无法通过经济成就和消费水平的提高来安抚被剥削压迫的阶级。
相反，现在即使是每天的“正常”生活也变得越来越困难、越来越使人难以忍受，比起政权的镇压和死亡威胁，许多人更加害怕现在糟糕的生活。这就是为何尽管政权残酷地镇压，但是许多人仍然坚持抗议、或至少对抗议者表示同情，因为只有这样才能为更体面和人道的生活带来希望。
伊朗整体政治经济体制陷入的这种慢性危机、以至于一种僵局，导致绝大多数人口和政权都极端疏离，包括与现政权没有通过特权、利润或裙带附属关系相连的所有人口。现政权必须越来越依赖于暴力和镇压，但这也意味着下一次的反抗和社会冲突几乎是肯定的。在吉纳·玛莎·阿米尼之死引发抗议的周年纪念日上，肯定会再次掀起全国性行动和示威。尽管这些行动也许不太可能重新燃起抗议，但是我们不应忘记在2019年和2022年的群众运动之间隔了三年时间。虽然我们不能过分乐观，也不能指望2022年的活动家和抗议者可以在短期内重新组织起来（或围绕一个新的焦点组织起来），但是现政权在政治、社会、经济上的持续巩固基本是不可能的。
这使得从2022年未能推翻政权而实现其目标的抗议运动中汲取教训变得更为重要，这对于我们准备在下一次冲击中取得成功是不可或缺的。运动在2022年9月和11月都迫使现政权在政治上处于守势，越来越多的社会群体加入了进来；某些领域发生了全国范围的停工，在库尔德地区甚至爆发了短暂的总罢工。然而，尽管个别社会部门、大学、工作场所、城市和地区之间存在联系，但还是未能形成统一斗争的中心化结构来协调运动。
为了集中群众的自发性热情并在全国范围内共同行动以推翻现政权，需要有一场无限期总罢工。总罢工将使军队发生动摇，依靠至少一部分军队的支持来武装无产阶级是绝对必要的。这样的总罢工应该伴随着定期召开群众大会，并由工人选举出罢工委员会以协调和领导罢工。罢工委员会还需要建立保护自己的单位，在没有自卫单位、没有工人和受压迫群体的武装、没有赢得军队基层士兵的支持并选举士兵议会的情况下，现政权的中心化武装力量是不会被摧毁的。
然而，这种政策必须在政治和意识形态上做好准备才会被群众接纳。在决定性的时刻，群众不可能自发地走上从总罢工到武装起义的路线。群众运动需要一个政治潮流，换言之，一个革命的政党，来为这个前景进行有意识的斗争和组织工作，并赋予运动这一政治目标。这种政治力量目前在伊朗并不存在。即使总罢工和罢工委员会能从群众斗争的自发性动力中发展出来，并造成一种双重政权（dual power）的局面，也不能解决革命的根本问题。
什么样的革命？
如同在其他国家一样，总罢工会以最尖锐的方式提出一个问题：在伊朗，哪个社会力量、哪个阶级是国家的主人？
抗议者不得不面对的问题是为了实现其民主诉求、解决产生这些诉求的阶级矛盾，需要进行什么样的革命？革命是否应该局限于纯粹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即仅仅为妇女引入法律地位的平等和议会民主的条件？还是说它会把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结合起来，成为一个不间断的革命呢（permanent revolution）？
伊朗革命的经验——事实上，20世纪和21世纪所有革命经验——都表明，民主诉求、尤其是对于妇女的平等和自由的诉求，与阶级问题密不可分。在伊朗尤其如此，只要伊朗还处于资本主义的统治下，女性和被压迫民族的真正解放终究是不可能的。对她们的压迫至多只是以不同的资产阶级民主形式或在不同的精英统治下采取更富有弹性的形式罢了（甚至这也不一定能保证）。
要改善群众，特别是女性和被压迫民族的境况，就必须解决伊朗统治阶级的利润、财富、特权和私有财产问题。反过来，只有当伊朗工人将这些相关的社会问题和本阶级的解放联系起来，换言之，剥夺大资本、建立一个在苏维埃民主下的计划经济制度，伊朗工人才能成为革命的真正领导。否则，无论性别，工人都始终是雇佣奴隶的阶级。
澄清这一问题是绝对必要的，因为资产阶级和公开反动的君主主义势力也活跃在伊朗的抗议运动中，包括西方的“民主”帝国主义，他们的基本计划是用新资产阶级和亲西方的人取代当前的伊斯兰奴才——当然如有必要，他们也能和现政权的某些份子合作。
一个坚决表达工人阶级利益的政治力量必须与之相反，它要与所有压迫阶级及其政党的代表划清界限，这首先意味着它不能将目标限定于纯粹的资产阶级自由派纲领。革命的胜利或失败的问题不仅关乎伊朗群众的生存，而且对于整个中东的阶级斗争也是很重要的，尤其对于那些被伊朗反革命政权直接影响的国家。
革命政党
上文已经提到，一个将民主诉求和社会主义诉求相结合的革命纲领不是一个能自发进行的过程，而是需要一个有意识地在工人、青年学生、女性和被压迫少数民族中进行活动的政治力量和组织领导者。
只有通过把最坚决地为这些诉求而斗争的人团聚到一个政党之中，不仅汲取过去四个月的教训，而且汲取过去四十年的教训，才能开始建立这样的领导力量；只有这样的革命政党才能在各种条件下引领斗争——在必要时进行非法地下斗争，同时介入罢工、工会运动和群众行动中，参与下一轮的斗争高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