节选自《退化的革命》2012年版第19章，中文版于2023年在《国际主义呼声》平台发表时经过编辑
毛泽东时代：官僚主义计划经济的失败
1978年12月，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通过了一项经济改革的计划，结束了党内长达25年的派系斗争。改革政策标志着邓小平派系的全面获胜，他刚刚从国内流放中被召回，现在被党内推举为新一代“最高领导人”。在讨论改革开放的后果之前，我们需要简单叙述中共建政以来其领导层的多次战略转折。
1917年，当布尔什维克领导俄国工人夺取政权时，列宁就宣布：“我们现在要开始建设社会主义秩序”。与列宁不同，毛泽东领导的中共在1949年夺取全国政权时却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建设的根本方针，着眼于私人和公众利益，它将使老板与工人共同获利，将鼓励能够使我国与外国取得双赢的行为，并以此来实现国家生产能力的发展与经济的繁荣复苏之目的”（《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简而言之，中共实行所谓“统一战线”的计划，设想在一个联合政府的领导下，中国实现长期的资本主义发展。这个联合政府由中共与国共内战后期跟蒋介石决裂的“民族资产阶级”共同组成。根据斯大林主义的“革命阶段论”，中共认为只有在其一党专制的统治下，让资本主义生产力发展到更高的水平后，才能进行“社会主义革命”。
（第一届全国政协会议在1949年9月中南海的怀仁堂召开）
随着1951年朝鲜战争爆发，美国开始对中国大陆经济封锁和对国民党台湾大量军事援助，国民党不仅能占据台湾，而且与中国的资产阶级和地主重新建立起联系，试图颠覆中共政权。中共认为有必要在政治和经济上对其先前的盟友“民族资产阶级”采取越来越严厉的措施。到1953年，通过相当于国家征用的法律罚款，中共政权实质上已经把所有私人现代工业和通信产业国有化。与此同时，农村的土地改革则把地主作为一个阶级而连根拔起。为了保护国内产业免受外国廉价商品冲击、并防止国内商人通过贸易和国际资本发展任何的政治联系，中共还建立了对外贸易国家垄断。
整体而言，新中国是按照苏联模式建立起一个官僚主义计划经济制度的。和苏联一样，一个享有特权的官僚阶层排除了工人阶级在计划经济下确立经济发展的优先事项和对组织方式的控制权。因此，虽然中国资产阶级被打垮了，但是发展社会主义的道路——在此马克思主义者指的是基于民主的计划和工人议会的形式来改造社会——仍然被堵塞着。和成立无产阶级政权相反，1953年建立的新政治经济体制强化了中共的权力，将其巩固为无产阶级解放和通往社会主义社会的绝对障碍。与其他本质上属于斯大林主义的国家一样，打通社会主义道路只有依靠推翻共产党的独裁统治并建立无产阶级政权（“工兵代表苏维埃”）。
因此，用托洛茨基主义术语来说，中国从1953年起是一个堕落的工人国家。在接下来的25年里，中国政治基本上是由中共党内的两大派系之间持续的冲突来决定的。由邓小平领导一派认为，经济政策应当在农业和轻工业中留有一定的自由市场，类似于苏联的布哈林（Nikolai Bukharin）在1920年代中期提出的新经济政策。而以毛泽东为首的另一派则认为市场改革会威胁到党的独裁统治，因此倾向于通过群众动员来维持的中央指令进行工业化，这显然就是参照苏联斯大林推行的第一个五年计划。
两大派系之间斗争的影响反映在官方战略的剧烈转折中。中共在1953年实行了第一个五年计划，但是“一五计划”的前三年事实上对市场还相对容让。紧接着在1956年，中共推行了“双百方针”下的政治和文化解冻，因为同年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的“秘密报告”中批判了斯大林，这鼓励了在中国和东欧的反官僚主义政治思潮。在目睹言论开放的结果后，中共的路线突然发生了转变，在1957年进行了“反右运动”的政治镇压。
从1958年开始，毛泽东实行了“大跃进”、“人民公社”和“社会主义总路线”，所谓“三面红旗”，在两年之内导致了经济灾难和遍布全国的大饥荒，造成数千万人死亡。大跃进路线的错误使毛泽东被迫在1962年退居二线，换上刘少奇和邓小平来主持经济政策。刘邓二人在1962-65年的政策事实上是回到了更加依赖市场作用的阶段，尤其在农村的经济。
然而，从1960年代中期开始，毛泽东试图发动群众去肃清党内的反对派，于是有了一个名不副实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在文革第一年，1966年，当武汉工人们真的响应毛泽东“炮打司令部”的口号并占领了地方的党委总部时，当局立刻出动解放军镇压工人的起义。自此，解放军不仅负责监督“文革”，而且还要在指挥工业生产上发挥核心作用。
到了1970年代，党内派系斗争的结果是这样一个官僚主义计划经济：尽管它从未像苏联的计划经济那样集中，但是重工业也被视为优先发展的部门，所有生产目标由中央计划制定，而生产企业之间的交换价格也由计划来调节。在存在贸易的地方，商品价格由行政命令来规定。农业生产由“人民公社”来负责组织。人民公社在性质上是乡村一级的地方政府，按照中央确定的生产目标来安排。
即使在1978年，邓小平在根本上完成对中国经济发展方向的转变之前，中共领导人已经意识到必须摆脱毛泽东时代最后10年中国在经济上所谓“自力更生”的虚幻局面。当时，中国对外贸易额约占GDP的5%，占世界贸易的总额不到1%。在1976年9月毛泽东去世后几个月内，华国锋领导的新一届党中央便提出了一个为期十年的经济发展计划，计划的主要项目需要用外汇收入增加去支付。“十年计划”的重点是引进西方最新技术和设备以发展大规模的重工业项目，这具有典型的斯大林主义特征。出口增加的外汇收入将被用来为技术的进口买单。计划主要依靠石油或石油工业品的出口，因为中国之前十年的石油产量年均增长15%。
由于十年计划的重点是通过对外贸易来获得高速的经济增长，它日后将被批评为“洋跃进”（与“大跃进”相呼应）。与此同时，政治上的相对放松和在文革时期已经启动但没有完成的工业项目的理性化，都促使经济产出显著增加。总的说来，在1970到1976年间，净物质产品的年均增长率只是刚刚超过4%，而在1976-1978年间增长率则略超10%。
（中国第一大油田大庆油田，始于1960年开采）
在这些数据的鼓舞下，中国政府与外国供应商展开了总值400亿美元的技术进口谈判，重点是进口用于钢铁厂、发电厂和肥料厂的先进设备。然而，苏联的经验是前车之鉴，官僚的过分乐观主义和一厢情愿设定的生产目标与评估都超出了他们的能力范围。中国的实践重蹈了苏联的覆辙。与此同时，石油行业外汇收入的前景也变得越来越不乐观，尽管国家进行了广泛的勘探和试钻，但是却再也没有找到新的大型原油储备。
到了1978年年中，已经签署的价值70亿美元的合约难以履行，而中共领导层面临着一次有燃眉之急的国际支付危机。中央意识到，由于“十年计划”永远无法完成，党对政治权力进行垄断的前景也会变得黯淡。而这正是在1978年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的大背景。
十一届三中全会事实上确认了邓小平为新的“最高领导人”，他的“改革开放”计划旨在用更大程度的市场依赖去激活官僚主义计划经济。在会议上力主进行改革的代表是陈云——作为经济政策的资深指导者，他在“大跃进”和文革后都负责过挽救经济的工作。不过，中共引入的市场改革并非是完全创新的。在国营工业部门，给予厂长更大的自主权来提高效率和生产力，这个方针早在十年前就已经在苏联尝试过。苏联的试验证明无法克服官僚主义惰性，中国自然也会遇到同样的命运。
在农业部门，经济改革降低了强制缴纳给国家的农作物比例，同时还提高了国家对农产品的“收购”价格，并允许其他所有农产品在市场上进行自由贸易。因此，1978年开始的农业改革与苏联在1921年施行的新经济政策、以及中国在1962年为克服“大跃进”造成的饥荒所采取的措施都有可以参照的地方。
总结来说，中共用自上而下的军事官僚方式，虽然推翻了资本主义并建立起一个中央计划经济，但是和在苏联的情况一样，官僚主义计划经济不可能发挥公有制财产关系的优势和潜能。而毛泽东时代计划经济的失败和物质的匮乏为其继任者邓小平的市场化改革和最终的资本主义复辟铺平了道路。
邓小平时代：“春天的故事”和天安门大屠杀
“春天的故事”
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中共新的领导层的关键人物是邓小平、李先念和陈云。时至今日，没有证据表明这些人在1978年时就决定复辟资本主义，尽管他们有一个不可动摇的共同目标：无论中国的阶级性质如何，都必须维护中共的独裁统治。这与所有斯大林主义官僚的特征相符合，不过另一方面，中共政权的延续性不能掩盖其统治下不断变化的社会关系。
在1970年代末和整个1980年代，邓小平改革的目的不是废除计划经济，而是给计划部门以更多的投入来激活它。不过，改革的累积效应是发展出一个日益在中央计划控制之外的“平行经济”。这集中体现在“价格双轨制”上：原料一方面有采购的行政价格，另一方面有市场价格。平行经济之所以能迅速发展出自己的动力，主要是因为它给中国人民提供了官僚主义计划经济下重工业优先和农业滞后所长期无法提供的商品和服务。私有部门的增长为进一步试验和放宽对市场和企业家的限制奠定了基础。
经济改革的起点是农业私有化。“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回到了人民公社成立前的家庭作业，这对农业生产有重大影响。中央鼓励地方官员利用资源去“支援农业”，而农民的收入从1978年开始稳步增加，加上可销售农产品的增加，都刺激了乡镇企业部门。乡镇企业的最初构成是由人民公社的车间、小型工厂发展来的小规模企业。在改革开放初期，这类企业约有2,800万家，大多是为农业提供如农具、食品加工、家居用品、服装、鞋类等商品。不过，毛泽东时代的分权政策也意味着存在某些规模更大的乡镇企业，如经营水力发电、金属加工、生产水泥的工厂。
尽管乡镇企业被官方归类为国企（“集体所有制企业”），而且能从国家获取资源，但是它们不被纳入计划经济的范围。由于农业改革的成功，乡镇企业逐渐发展为更具活力的企业：一方面，农产品、家具、食品加工、建筑材料和交通需求在不断增长；另一方面，乡镇企业可以从国家银行或农村信用合作社获得廉价信贷，而且企业员工的工资水平不到工业平均的60%，这都确保了乡镇企业的快速成长。
从经济上看，乡镇企业的重要性在于，尽管它被官方归类为集体所有制，但是这些企业越来越多作为资本主义企业运营。在乡镇企业中不仅发生资本积累，而且为许多中国商品建立了市场价格，包括许多投入到计划部门的商品。直到1996年，乡镇企业的数目有1.35亿家，其产出占GDP的比例从1978年的6%，大幅增加到1996年的26%。
因此乡镇企业孕育了中国的本土新资产阶级。尽管新资产阶级无疑从国有部门的源起和地方干部所给的特殊待遇中获得好处，可是在九十年代中期前的十年、甚至更长的时间里，这些企业必须磨砺自己的商业技巧，以便不仅在国内市场运作，而且在国际市场运作；尤其在广东省，乡镇企业已经成为香港资本寻求在大陆投资的重要渠道。
改革不仅涉及资本和资产阶级在中国的复兴，在国际层面上，它还鼓励了海外的华人资产阶级“回归祖国”，并且向伦敦、巴黎和纽约等帝国主义心脏地带的资产阶级发出了邀约。外国投资主要有两个来源：第一是基于港澳台的华人资本家，他们在1991年之前每年提供大约20-30亿美元的资金，但1992年后迅速增加到每年90亿美元；第二是主要的帝国主义国家，如美国、欧盟、日本，后三者加起来大约每年提供10亿美元的资金。
换言之，剥削中国廉价劳动力的资本大多不是来自帝国主义大国，而是来自华人资本家——中国资产阶级的海外成员。尽管所有外资都被归类为“外国”企业，但其中大部分企业是中国资产阶级拥有的。值得注意的还有，外国直接投资（尤其在经济特区）的重要性不在于它是资金的唯一来源，中国的高储蓄率足以覆盖投资成本；更重要的是，外资是获得新技术、先进管理技巧、了解国际市场及其需求的唯一途径。
到了1992年，经济特区的总人口已经达到1.6亿，差不多是法国和德国人口的总和。由于所有的经济特区都位于沿海地区，它们实际上成为了一个独立的经济实体。在这个实体内，不同类型的企业，外资企业、中外合资企业、乡镇企业、甚至于国有企业之间的严格的界限划分都越来越多是例外、而不是常规的情况。
在这些经济特区中，最临近香港的广东省深圳市特别值得一提。从一开始，深圳就不单单被设计为一个简单的制造业飞地，而且还有住房、购物设施、休闲娱乐场所、旅游景点等等，旨在吸引从香港来的游客。深圳经济特区在成立时就占地近330平方公里，而首批试点的另外三个经济特区总面积加起来还不到10平方公里。那时广东和香港之间的贸易已经有充分的发展，而早在全国推行经济改革之前，广东省就已游说中央必须建立这样一个经济特区。
这意味着，中国资产阶级在省港地区设法建立了，或者更准确地说是保持了一个据点，并且已经能从这里影响到中央的决定。在这种规模上建立经济特区，其长期意义在于，一旦设立它就会立刻对广东其他区域的经济产生巨大的影响。深圳不仅吸引了大量工业和制造业的劳动力，还有维护和扩大经济特区所需的建筑和服务行业的劳动力。
因此，尽管原本属于计划经济的部门仍然提供了极其重要的投入，如建筑、土木工程的材料、电力、某些港口设施等，但是不同企业之间的关系越来越多地呈现出市场化特征。尽管存在一些缺陷，但这些企业基本是作为资本主义企业发展的。这自然意味着资产阶级和一个日益专业化的管理阶层的发展，这个职业管理层和港台资产阶级主导的贸易体系是紧密结合的。
在资本主义复辟的整个过程中，党仍然发挥着核心作用。党委书记们在促进发展、减少行政障碍，确保企业从国有银行获得信贷等方面都发挥关键作用。换言之，中共官僚和外资部门也有直接联系，如果某些发展威胁到党的优先事项，党会将其排除。
此外还有在中国大陆经营、但却非法向香港和英属维京群岛（BVI）的避税天堂转移资本的企业，这些资金之后会重返中国投资，金融上所谓的“往返交易”。这些企业的出现突显了沿海省份与海外商业利益之间日益错综复杂的联系。其中，华人资产阶级，尤其是香港资产阶级，在资产转移中充当了中介作用，这些违规行为无疑也得到了中共高官、至少是省级官员的默许。
由于企业可以保留所得外币的一部分，但在国内交易仍然需要用人民币，因此中国大陆很快也兴起大规模兑换人民币的非官方交易业务。为了获得一定程度上的控制，中国政府允许在30个城镇设立“交易中心”以促进货币兑换。由此创造出“汇率双轨制”，因为人民币官方汇率远高于其在国际市场上的购买力，这些兑换中心实际上产生了一种非官方的，但更有代表性的汇率。
天安门大屠杀
在八十年代的“平行经济”下，两种互不兼容的经济制度的存在自然使得计划经济的统一性遭到严重扭曲和损坏，更不用说广泛的腐败和裙带关系。到了八十年代末，包括价格“双轨制”、乡镇企业、经济特区以及与外贸相联系的经济改革，其动力已经在削弱中国的后资本主义财产关系（公有制、计划经济和对外贸易垄断）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因此，这引发了公众对国家未来方向日益公开的辩论，并不可避免地激起了政治运动。
在党和国家机关之中，尤其在军队内部，经济自由化在许多人眼里是对政治稳定的威胁。以胡耀邦为代表的改革派为了增强自己的地位并对抗保守派，曾试图发动知识分子支持改革政策。例如，政府曾允许人们在北京的“民主墙”上发表异见。尽管1979年的民主墙很快就被关闭了，但是党内的争论从不停歇。对自由辩论权利的呼声先是从党政机关和学术界开始，后来扩展到一般公众之间。
由于价格双轨制的存在，行政权力与市场经济的结合使得官员和企业经理能够以“国家采购”的低价购买货品和原料，然后在黑市中以市场价出售并获得巨大的收益。这个现象激起了公愤。八十年代后期的严重通货膨胀更助长了公众对政府的批评、以及对民主与透明的诉求。在学生之中，民主运动尤为激烈。
事实上，任何公开的社会辩论都直接威胁到中共的独裁，从法律上说这已经违宪了，因为宪法本身规定党的“领导地位”。因此，即便八十年代的民主运动如此广泛，以至于其影响力触及到了官僚机构的最顶层，但对于整个领导层而言是不可忍受的。邓小平在1987年废除了主张政治改革的胡耀邦的总书记职位。不过，新任总书记赵紫阳继续了胡耀邦的改革。在1988年，关于物价改革的争执又一次使党内对立派系陷入僵持。
最终，转折点发生在1989年。当年4月，胡耀邦的葬礼成为抗议的导火索。北京大学生开始罢课，不仅要求“重新评价胡耀邦”，而且提出新闻自由、公布官员财产和成立独立学生会等民主诉求。独立的工人组织——北京工人自治联合会，很快也成立了。工人组织起来占据了天安门广场的西北角，以表达对学生抗议的支持。到了5月底，天安门广场的抗议已经赢得了北京和全国各地新成立的工人组织的积极支持。各大城市都爆发了示威游行，来自全国的学生和工人组成了代表团，前往北京天安门进行声援。
面对这样严重的挑战，国务院总理李鹏在5月20日宣布北京戒严，结果是激起了广泛的抗议和工人大罢工。天安门广场上的示威人数增加到50万，北京驻军和部分外地部队拒绝执行镇压命令，国家机器开始陷入瘫痪。在工人组织可以号召总罢工、并拥有部分军队支持的情况下，托洛茨基所说的政治革命的前景已经具备了。
不过，在这一前景得以继续发展之前，邓小平采取了镇压行动。因为一方面，学运领袖们仍然抱有“和平”抗议的幻想，拒绝接受驻军士兵交出来的武器，而另一方面，邓小平有时间调动边疆地区仍然忠于政权的部队进京镇压，所以结果是在6月4日，到达北京的戒严部队对手无寸铁的工人和学生进行的天安门大屠杀。
尽管海内外的关注焦点都在天安门广场的镇压，但当局随之而来的镇压是全国性的。在全国各地，军队逮捕了运动领袖并在军事法庭上进行审判，工人往往面临比学生更严厉得多的惩罚，往往不经审判而直接处决。到了1989年7月，全国的抗议运动基本都被镇压下去了，剩下的活动仅限于清点失踪和死亡的人口，以及营救被追捕的民运人士。
表面上看，在1989后的两年中，中共的政策似乎说明党内反对改革的保守派已经占了上风。国家恢复了价格管制，继续计划的采购和分配，政府利用国有部门掌握的依然可观的经济杠杆抑制通货膨胀。不过与1970年代一样，这种典型的斯大林模式不能为国家解决创造出口收入并获取新技术的难题。但在幕后发生的事情却是，中共明显能“恢复秩序”的能力鼓舞港台资产阶级重启他们在大陆的投资。虽然来自帝国主义大国的外资依然低迷，但是到了1991年，广东省迅速增长的投资呈现出新一轮蓄势待发的经济腾飞迹象。
邓小平在1992年“南巡”再次起到了关键作用。邓小平高度评价深圳经济特区的成功，宣称“致富光荣”。南巡讲话不仅标志着中共领导层决定维持改革开放，而且还要利用他们对国家政权的垄断来彻底废除中央计划经济，并有意识地复辟资本主义财产关系。天安门大屠杀不仅有效消灭了所有政治反对派，而且还强化了中共的独裁统治。只不过，中共现在统治的将不是一个堕落的工人国家，而是一个资产阶级国家。
官方的政策转变最终是在1992年10月党的十四大上面。当时党内的改革派成功将保守派排除在领导层之外，在此过程中清洗了约1/3的中央委员会成员。党的十四大标志着中国的阶级性质发生了质变。此后，废除计划经济并以资本主义产权关系取而代之是中共领导层有意识的目标。尽管实现这一目标需要好几年的准备工作，但是国家性质的定义是取决于国家所保卫和推动的财产关系的阶级性的，因此从1992年起，中国的国家性质是一个资产阶级国家。
尽管邓小平此时还以“垂帘听政”的方式扮演着“最高领导人”的角色，但是政治领导权已落到了党的总书记江泽民及其经济政策设计者朱镕基手里。显然，中共的转变不能被公开宣布为资本主义复辟，只能被称为是通往社会主义的新道路，即所谓“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有时也叫做“社会主义商品经济”。随后一年，在中央委员会的决议中，江泽民将党的目标定义为“在国家保持对经济的宏观调控下，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基础性作用”。
在理解“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个自相矛盾的表述时，我们可以联系托洛茨基对苏联斯大林政权的观察。斯大林官僚集团错误地把他们自己和“无产阶级革命”等同起来。而在中国，毛泽东的继任者们则把“社会主义”和持续的官僚专制等同起来。换言之，所谓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翻译过来就是“一党专政下的资本主义”。
综上所述，正是1989年政治革命的失败坚定了邓小平复辟资本主义的决心，由于中共不再需要担心工人阶级的系统性反抗，而且各级官僚也能从经济发展中抽取利益，党内的反对改革的保守派现在也被轻易地克服了。和人民大会堂的金迷纸醉一样，所谓“春天的故事”或“中国经济奇迹”，无论是“合法”地榨取劳动的剩余价值，还是通过非法掠夺国家和腐败的私有化“致富”，都是建立在几代中国劳工的血汗和骨灰之上的。随着资本的积累，资产阶级——无论其源起在体制内或体制外——所声称的“自己劳动挣来的财富”，相较于他们所实际掌控的巨额财富而言，只能是占无穷小的比例。这意味着无产阶级革命不仅推翻官僚独裁统治，而且推翻其保护的资产阶级所有制，都是完全恰当和应该的，是历史的正义。
在天安门大屠杀34周年之际，斯大林主义政权正处在垂死呻吟的最后阶段。正如一直坚持纪念六四的香港人民所言：“冷血屠城，烈士英灵不朽；誓扫豺狼，民主薪火相传”。烈士的亡灵仍在天安门的上空徘徊，而民主的薪火已经传到了经历过白纸革命的新一代的中国青年手里。被中共官僚召回的资产阶级现在有自己的理由反对官僚，尽管任何推翻官僚政权的尝试都需要使用政治自由的诉求来发动群众。无产阶级作为政治自由一以贯之的拥护者，除了执行八九民运的遗愿——新闻、出版、政党和结社自由外，还要给予台湾、新疆和西藏等少数民族以自决选择未来的权利。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任何共同行动，都仅限于争取上述政治自由。
1989年的经验证明了，由于无产阶级手中掌握着整个国家的生产力，在总罢工爆发之时，军队将会动摇。无产阶级必须在工作场所选举自治的组织，例如罢工委员会和工厂委员会，作为工人议会的原型。同时，1989年的失败教训表明武装工人和瓦解旧军队的绝对必要性。这意味着除了成立训练工人学生的自卫团之外，革命者必须号召以兵营为单位在军队中选举士兵议会，使所有士兵自己选举出长官。正如1917年俄国革命所展示的，士兵议会和工人议会的结合将是无产阶级的新统治形式——工兵代表议会（苏维埃），从而摧毁并取代当前的资产阶级国家机器。普选产生的国民制宪议会将对苏维埃作为国家的实际政权在宪法上加以认可。
如果无产阶级能够领导推翻斯大林主义政权的民主革命，其达到的政治高度将立刻会使推向社会主义革命成为必要。对于一个革命工人党来说，这意味着纲领中不仅要包含对政治自由的诉求，还要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诉求，包括但不限于公开全部账本和管理信息、对银行保险和其他垄断资本实行工人控制、以征收累进税的方式剥夺巨富、孩童交由国家抚养、免费教育和医疗服务、家务劳动社会化等等。在建立一个民主计划经济并向世界社会主义联邦过渡的道路上，中国无产阶级将发现自己不仅能赢得全国绝大多数居民阶层的支持，而且会立刻得到国际无产阶级和全球进步运动的支持和响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