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eter Main, 2016年1月31日
中国：索罗斯被控“开战”
秃鹰开始在日渐衰弱的中国经济周围盘旋。在达沃斯的世界经济论坛中，乔治•索罗斯，一位因曾经在1992年的英镑投机中打破了欧洲汇率调节机制而闻名的资产基金经理，预测说中国经济无法避免“硬着陆”，换言之，一次无法控制的下滑。
索罗斯宣称从现在起他将“做空”人民币，实际上还包括其他亚洲货币。他的意思是，他将在一个“短期内”，好比说一两个月内，借贷大量的人民币或其他以人民币标价的资产，如股票等，然后立即以官方的汇率将它们转让出去，很可能是换成美元。他相信人民币（元）的价值被高估了。
为什么要这么做呢？因为据他估算，在他还回借贷之前，人民币的价值将有较大程度的下跌，他需要还回的款项将比原来的少，也许只有原来的百分之90或95。相较于他所购买的美元资产而言，他只用还其中的一部分。当你进行着数十亿的交易时，几个百分点的差额也能产生巨大的利润。
官方对索罗斯的回应是很愤怒的，这不出所料。《人民日报》咆哮道：“假如一个人有机会近距离地观察中国普通民众的生活的话，那么他将发现根本没有任何经济低迷的迹象，当然也不会有什么崩溃的征兆。”
荒唐
中国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研究员梅新育在外文刊物上称索罗斯在“公开地向中国宣战”。总理李克强也不甘心落下风，他说：“近来总有许多国际上的舆论在“唱衰”中国经济，甚至有人宣称中国的低迷正拖累着世界经济——何等荒唐！”
索罗斯以及那些唯他马首是瞻的追随者并非随随便便地作出决定的。也许除了《人民日报》之外，所有人都看见了中国经济低迷的迹象。即便是官方公布的数据也显示去年的GDP增长是6.9%，是二十多年来的最低值。类似地，我们发现去年12月的工业总利润相比于前年而言下跌了4.7%，这是连续七个月来的下跌。
更难堪的是由国外分析师提供的数据，这些数据是基于其他指标如能源消耗量、铁路货运量等等的。这个手段常被称为“克强指数”，因为早在他任总理之前，李克强就对外国人士说他不是太在意官方的GDP数据，而更关注这些具体的材料统计数据。
国有的能源巨头公司中石化在最近的一份年度调查报告中为李克强的话下了一个注脚，报告显示2015年度中国的原油需求量有缓慢的增加，实际的石油消费量相比于2014年仅增加了4.4%，柴油的使用则减少了3.7%。
基于这些数据，高盛公司预计今年只有百分之五的增长，而不是政府宣布的“多达百分之七”。
李克强否认中国经济给世界经济造成的任何影响，也许只有他自己强调的这个观点才能在荒谬程度上与之媲美：“中国仍然是一个发展中国家，它仍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那些说中国导致了世界市场动乱的人实际上高估了中国。”
理性的水平
显然，李克强的说法和索罗斯等人的说法都是为了影响市场，不过，确实也有证据表明中国经济状况并不像许多评论员所描绘的那样悲惨。例如，到1月26日沪指跌至2749.79点，是自2014年12月以来的最低点。尽管这被普遍认为是经济滑坡的证明，它可以被解释为是在去年6月份投机热潮结束后回归到理性的水平。
贝莱德集团（世界最大的债券公司）中国股份的总裁朱海伦指出：“过高杆杠率的风险已经被消化了。因此我们将看到A股市场回复“常态”，较少“国家队”的干预。”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副主席方星海也持类似的观点，他在达沃斯论坛上说“决策者准备减少对市场的干预，使股票能够“更自由地”浮动。”
货币
尽管股市的上下波动引起万众的瞩目，股市在中国经济中并不是一个太重要的因素。对于汇率显然不能这么说。自从去年九月份北京宣布人民币汇率将被允许更“自由地”与市场挂钩以来（相关背景点击http://www.fifthinternational.org/content/china-devaluation-promoting-global-instability查看 ），北京确切的汇率政策究竟是什么一直使分析家和投资者们感到迷惘。有不少人认为能够通过货币贬值来增进出口，从而达到刺激经济的目的。然而，在去年中国共动用了5130亿的美元储备来防止人民币有任何大幅的贬值。这种矛盾的情境使原本就担心强劲的美元将加速资本从“新兴市场”（如巴西）外逃的市场更加紧张。
对北京货币战略的忧虑促使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董事总经理克丽丝汀•拉格尔德在达沃斯会议上号召其与市场进行更好的沟通。因此，她请求与李克强通电话并得到了同意，根据公开的版本，李克强在电话中向她保证“中国政府不打算用货币贬值来帮助出口部门，也不打算开展一次‘贸易战’”，他接着说，“实际上人民币兑一篮子货币的汇率是基本保持稳定的，使人民币继续贬值的基础是不存在的。”
这很可能就是中国政府的战略目标。索罗斯清楚地估计到这个目标不是那么容易实现的，即便政府动用了剩下的三万三千亿美元储备也是如此。而且这其中还蕴藏着巨大的不稳定因素，因为释放如此大量的美元将导致美元贬值，美元的利率将可能上调，从而扼杀美国本来就蹒跚的经济复苏。
拉格尔德所抱怨的中国政策方向的不清晰归根结底不是因为他们之间缺乏沟通，它反映的是中国内部的矛盾和压力。中国是一个一党专制的国家，国家官僚对经济依然有着强有力的影响，但他们准备使经济向“自由市场”的模式发展。在这里他们是在维护为数不多但日益增长的中国资产阶级的利益，这个阶级是官僚们自己在上世纪的90年代摧毁了计划经济体制以后创造出来的。
对于各级政府、国家机关和国企的数百万官僚而言，让“市场力量”迫使效益不佳的工厂、大公司甚至银行宣布破产和倒闭是令人厌恶的事情，但这将是现任领导层的政策的结果。正因此，这些政策被阻碍，推延并总的来说在全国范围内被破坏。经济放缓加剧了这个问题，近年来主要靠信贷拉动的经济高涨无可避免地走到头了。
资产阶级
中国资产阶级依靠“共产党”维持自己的利益，但是没有权力控制这个党，他们对“改革”进程的缓慢越来越不耐烦。中国资产阶级的这种心理由《南华早报》的总编辑王向伟揭示出来了。《南华早报》曾经是英国殖民政府的喉舌，现在却被阿里巴巴集团收购了。阿里巴巴集团的创始人和总裁马云很可能是中国最大的富翁。
在1月28日的一篇社评中王向伟说索罗斯及其他像他那样的人“攀错了树”。那些预测中国经济将硬着陆的专家们始终被证明是错误的，他们所关注的中国经济长期以来的短板如“影子银行（即地下金融――译者注）、产能过剩、陷于困境的房地产市场、地方政府债务等等”，其实是忽略了最重要的一点，那么他们应该关注什么呢？王向伟说：“最重要的是推进改革，使中国成为一个完全市场化的经济体。不幸的是，目前没有显示出多少令人鼓舞的迹象，这是更大的问题。”
王向伟忧虑的是“总的改革动力大部分已经停止了。彻底整顿国企的工作，貌似还发生了倒退”。这是资本家阶级的经典语句，他们清楚地知道自己的利益何在，但是苦于没有一个有效的机关来保障他们的利益。王继续抱怨道：“一个不祥之兆是，一些国企非但没有努力按市场规则运作，反而收回了先前做出的改革举措和刺激。”
王向伟指的是，一些公司中的反腐运动原是习近平和李克强一派用于肃清共产党内异己分子的手段，现在却用在一些“亲市场分子”上了。好比说，企业的管理者持股并分红的行为现在被当作贪污行为，因此这些股份和红利被没收了，尽管有时管理人已经拥有了它们。（点击这里http://www.fifthinternational.org/content/china-factional-stalemate-beijing查看党内斗争的背景 ）这看起来是一次由薄熙来在党内的支持者发起的殿后行动；薄熙来在党的十八大上已经输给了习近平和李克强。这证明了在臃肿的中国国家机关内部的斗争是在日益激化的，日益恶化的经济形势则加剧了这个斗争。
工人阶级
中国资产阶级及其在党和国家内部的代理人并非资本主义复辟所创造出的唯一力量，人数大概有4亿的中国工人阶级也是必须考虑的。总部位于香港的中国劳工通讯指出，仅在今年的第一个星期中国就发生了115件工人集体行动事件，几乎所有的工人都在抗议欠薪问题。这是一个明显的标志，说明很多公司――其中很多是国有的公司，不能应对经济的低迷。
（具体罢工细节参考http://strikemap.clb.org.hk/strikes/en）
中国工人中的大多数――约有2.7亿人，是“外来工”；他们户籍在农村，背井离乡来城市打工。这部分工人中仅有十分之一的人享有失业福利。因此，假如他们被解雇了，他们和他们的家人将陷于赤贫的境地。
国务院2016年的第一个公告凸显出了事情的急迫性，该公告督促地方政府要确保工人得到足够的和完全的报酬。“工资拖欠问题在一些工业部门中仍然严重，特别是在建筑和工程业中；甚至一些政府投资的项目中也存在没有及时偿付农民工工资的情况•••{这}导致了各处产生的公共动乱，威胁着社会稳定。”
城市工人中的大多数――四分之三，在“中小企业”中工作。这类“中小企业”是中国新兴资本家的基础，它们的产值占中国GDP的60%。和他们的老板一样，这些城市无产者也没有自己的政党来捍卫他们的利益。能表明政府对新兴资本家的同情的最新的证据是政府在税务体系上的改革――营改增，这将减轻企业家们的“负担”。
过去的经验显示，在中国新年年假（从2月8日开始）结束后的一段时间内工人的抗议、罢工活动都会出现高涨，因为回城的工人发现他们的工厂已经倒闭，而老板则跑路了。有充足的理由可以肯定今年将发生类似的情况。正是在这段动乱的时间内中国的革命者要为成立独立的工会和一个工人政党而斗争，工会和工人政党将能领导无产阶级的斗争。
今年按中国的黄历算是猴年，是传统中动荡不安和怪事频出的一年，因为猴子是所有动物中最淘气的一个。这个预期在未来的12个月中很可能变为现实，不过不是因为任何形而上学的象征物，而是中国资本主义对立阶级的十分现实的物质力量冲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