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eter Main
2012年9月2日
在全球媒体聚焦于谷开来因谋杀她的商业伙伴——英国商人尼尔·海伍德的审判时，广东省却正在进行一种不同类型的打压。在过去五个月里，七个为工人提供建议和支持的非政府组织（NGO）被关闭，活动人士遭到威胁。
首先被关闭的是位于深圳市宝安区的春风劳动争议服务部。尽管在今年二月份签订了合同并支付了三年的租金，房东还是拆除了他们的招牌，切断了水电供应。在四月份，“打工者中心”的工作人员抱怨遭到当局的威胁，并组织了一个五一劳动节的抗议会议，但遭到警方中断，六月时他们的办公室被关闭。
深圳市流动人口中心的陈茂也报告了类似的骚扰和当局的镇压，该中心每月处理约300个个案。
广东省估计有30个类似的工人中心，它们为珠三角地区外贸行业的流动工人提供法律咨询和帮助。为了遵守法律，这些中心必须注册为“业务监督单位”，接受政府监管，或者作为私人公司运营。这些规定一直是新中心开设的重大障碍，不过，在今年早些时候，广东省委书记汪洋宣布简化程序，让新中心的设立变得更加容易。新的规定于今年7月1日生效。
活动人士迅速指出了当局的言行不一。
对谷开来的审判伴随着雄心勃勃的党内领导人、高级金融、腐败和间谍活动的故事，它和广东省当局对待NGO组织的明显自相矛盾的行为，表面上似乎是风马牛不相及，但二者实际上是同一个硬币的两面。鉴于中国的一党专政，政治冲突通常不能通过不同政党的竞争方案反映出来，而是必须在执政党及其代表的官僚体制内部进行较量。这些冲突与公众所能看到的具体现象之间的关系不会很清晰。
谷开来的案件就是一个例子。法院审判呈现的细节，可能与最初关于海伍德死亡的报告一样，并不准确。报告中曾称海伍德死于自杀性酒精中毒，但这后来被揭露为掩盖真相的行为，由高级警务人员在谷开来的丈夫、当时的重庆市委书记薄熙来的手下策划。而现在的说法是，谷开来因担心海伍德对她的儿子造成伤害而在精神失常的情况下毒死了他。此前，海伍德曾负责为她的儿子争取进入自己的母校——哈罗公学的名额。通常，死刑会在判决后不久立即执行，但在此案中，由于谷开来犯罪时的精神状况，法院判处她死缓，也可能是由于她丈夫仍然是党内的高官。
薄熙来在担任重庆市委书记时声名鹊起，重庆是中国发展最快的大城市之一。在他到任之前，重庆曾因腐败和黑社会问题而名声不佳，严重威胁着社会稳定。他在任内启动了一场大张旗鼓的“唱红打黑”运动，结合司法程序与群众动员，提出反对不平等和腐败的口号，这些口号在1960年代的“文化大革命”中也曾风靡一时。这个“重庆模式”为他树立了党内“左翼”激进派的形象，尤其是在广泛的房地产投机和党内的高层明显在大发横财，而让中共面临信誉危机的背景下。
薄熙来打黑的声望，加上重庆提供了比其他许多繁华的大城市更多的“社会住房”政策，使他在即将召开的党的十八大上，当现有领导层进行交接时，具备进入政治局的强大支持。在十八大前的派系斗争中，薄熙来代表了那些希望维护国家官僚机器的角色（及其官僚特权）的人，而反对那些支持中国迅速增长的资产阶级利益的人。
这也是谷开来案的背景。无论这是否与薄熙来在重庆的政治对手直接相关，薄熙来的敌人都有充分的理由利用这件丑闻来扳倒他。腐败和犯罪共谋的指控是打击他的完美工具。再者，国安部门显然意识到，谷开来与海伍德的“商业伙伴关系”涉及将巨额资金非法转移出境。由于海伍德被描述为与英国外交部有“紧密联系”的商人，换言之，就是被称为间谍的人，他们的交易在伦敦也会受到监视。如果薄熙来入选政治局，那么伦敦对他的潜在影响力将使他成为北京的一大安全风险。
类似的派系斗争也在广东省对劳工NGO的矛盾态度中发挥作用。广东一直是中国资本主义发展的前沿阵地，该省人口约有8000万（与德国相当），另有约3000万的流动打工人，是中国人口最多的省份。作为出口工业的核心，广东经历了多次商业周期，像东莞这样的传统的劳动密集型工业正逐渐被视为过时。
省委书记汪洋被认为是党内现代化改革派的代表。今年三月，《华尔街日报》援引他的话说：“东莞代表了一种传统的发展模式，随着[人民币]升值和原材料价格的上涨，许多企业难以继续运营。”对于更多依赖相对熟练的劳动力的资本密集型行业来说，NGO的活动——尤其是它们强调工人个体咨询的工作——也许是个麻烦，但是并不构成严重威胁。
汪洋似乎算计过，允许NGO在相对宽松的环境下运作，不仅能够增强他的改革派形象，还能更容易地监管它们的活动。这也可能削弱党内对手的地位，据说其中也包括国家工会（即“全总”）的官员。在这种背景下，最近对NGO的打压可能代表了汪洋对手的反击行动。对他们来说，NGO代表了一个可能妨碍他们重塑官方工会计划的威胁，这些人认识到，官方工会必须从仅仅作为企业管理层的附庸转变为代表工人的“谈判伙伴”。
然而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样的改革计划恰好与一些西方支持的NGO的工联主义路线相契合，这些NGO认为工会应该是老板和工人之间的官僚调解人，致力于在企业的利润需求和工人的生活标准之间找到平衡。
无论是派系斗争还是政治策略，中国革命者都将反对最近对NGO活动的打压，因为这一打压首先旨在阻止工人们获得信息和合法的权益，巩固旧有的一党专政。尽管在公开行动上，NGO受到限制，但是一些NGO仍然提倡建立以工厂为基础、让工人主导的工会。尽一切可能支持这种形式的工会将是中国各地革命活动的中心。这是一项战略上的必要，工会运动不仅可以直接打击党国体制中所有派系的根源，而且能够打击中外资产阶级日益增长的权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