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自《退化的革命》第18章
柏林墙的倒塌促使莫斯科的强硬派采取行动。1989年11月13日，戈尔巴乔夫会见了1000名军官、各加盟共和国和苏联人民代表大会的当选代表，所有人都要求他镇压民族分离主义势力。在三天后的政治局会议上，军队、克格勃和党内的强硬派官僚向戈尔巴乔夫提出一个几乎等于是最后通牒的要求：要么采取行动去对抗“分裂主义势力”，要么就辞职下野。联盟党（Soyuz）的阿尔克斯尼斯（Viktor Alksnis）表示：“一场真正的内战”开始了，他要求成立一个”救国委员会”来执行法律、强制维持经济和政治秩序。在苏联人民代表大会上，联盟党的议席增至561席，仅次于共产党（730席），而市场主义复辟者的地域间代议团（Inter-Regional Deputies‘ Group）议席则下降至229席。
在12月的大会上，人民代表大会的投票大幅增加了戈尔巴乔夫通过法令来统治的权力，同时，他周围的顾问和高级部长团队也发生了根本性变化。戈尔巴乔夫公开与他的长期盟友和改革派工程师，雅科夫列夫（Yakovlev）、彼得拉科夫（Petrakov）和谢瓦尔德纳泽（Shevardnadze）等人断绝关系，并安排强硬派接替他们的职位。那些极端市场主义者曾占有一席的总统委员会被废除，改由基于克格勃、内务部和国防部的安全委员会接替。安全委员会由“最强硬派的派系”，包括克鲁奇科夫（Vladimir Kryuchkov）、普戈（Boris Pugo）和亚佐夫（Dmitri Yazov）组成。
强硬派官僚加入戈尔巴乔夫政府最高层，亚纳耶夫（Gennady Yanayev）成为副总统，帕夫洛夫（Valentin Pavlov）在12月下旬接替了里日科夫（Ryzhkov）成为总理。这些顶级苏联官僚构成了戈尔巴乔夫对叶利钦要求增加俄罗斯联邦权力的回应，叶利钦认为俄罗斯联邦应有权提名联邦政府的关键部长，并控制其领土上的俄罗斯武装力量和核武器。12月初，克格勃首脑克鲁奇科夫在电视上发表了一个不祥的演讲：“如今的形势是这样的，我们伟大的国家是否应该存在——克格勃官员已经做出了选择。”他警告称外国势力试图破坏苏联，并表示有必要通过“流血”以恢复秩序。克格勃被允许巡逻苏联城市的街道，据称是为了帮助警察。强硬派的列昂尼德·克拉夫琴科（Leonid Kravchenko）负责中央电视台，实行严格的审查制度。在1990年1月，戈尔巴乔夫试图废除新闻自由的法律保障，但被人民代表大会拒绝了。
1990年1月10日，当10万人在莫斯科游行时，尽管受到审查的威胁，媒体还是报道了这个事件。叶利钦呼吁戈尔巴乔夫在2月19日辞职。2月22日，另外20万人在克里姆林宫外集会，要求“民主和公开性”。民族主义者领导的大规模示威在乌克兰和白俄罗斯分别在1月和2月发生。欧共体暂停了对苏联的粮食援助，美国也警告称不会容忍血腥镇压。如果在经济危机真正开始肆虐苏联的时候继续镇压，戈尔巴乔夫两翼政策中的国际平台，缓和政策（detente）将会破产。
长期的矿工罢工潮关闭了从西伯利亚到顿巴斯地区三分之一的矿井，罢工维持了两个月。在俄罗斯联邦苏维埃中，强硬派曾试图罢免叶利钦的总统职位，但尽管有50,000苏联军队的存在，有100,000人仍公然违抗戈尔巴乔夫禁令上街示威。戈尔巴乔夫不敢下令开枪，叶利钦则保住了自己的职位。革命形势在官僚机构脚下形成了一个巨大的鸿沟。
戈尔巴乔夫和强硬派现在都清楚，苏联存在着两股势力：一股是旧的“苏维埃”机构，包括军队、克格勃和联盟中央的官僚机构；另一股是新的俄罗斯和各加盟共和国当局，它们拥有民主的授权和发动群众捍卫民族权利的力量。戈尔巴乔夫意识到，在一场决定性的对抗中，如果强硬派选择镇压，他们可能会面临军警的哗变和一场总罢工。和在波罗的海国家一样，民众抵抗迫使戈尔巴乔夫退缩，他输掉了赌局。他悄悄地回到叶利钦那里，两人谈判达成了一项协议，叶利钦随后飞到现场，劝说矿工领袖停止罢工。强硬派则悻悻地返回宪法方法，试图在1990年4月的中央委员会全会上增强自己的实力以推翻戈尔巴乔夫。他们在6月又试图罢免戈尔巴乔夫，总理帕夫洛夫提议人民代表大会将戈尔巴乔夫总统的紧急权力转交给他。戈尔巴乔夫两次拒绝了他们的努力，但他也不过是推迟了最后的决战。
苏联解体
东欧的政治革命以及随后各加盟共和国兴起的民族主义、冲突和叛乱的浪潮，给苏联民主运动带来巨大的推动力。从严格形式上讲，苏联宪法允许十五个共和国脱离苏联，但实际上俄罗斯的主导地位——尤其是通过党的手段——意味着俄语不仅是国内通用语言，而且俄罗斯文化也得到推崇，其它民族语言和文化则遭到排挤。工业化导致大量俄罗斯人和党组织迁入乌克兰和其他斯拉夫共和国、二战后的波罗的海共和国和哈萨克斯坦北部，在其他共和国也有相当数量的俄罗斯人。这些迁移导致特权人群的形成，并燃起了本土人的反感心理。从斯大林开始，苏联的爱国主义往往是大俄罗斯沙文主义的掩饰，正如二战后镇压克里米亚鞑靼人的大型示威一样，这在各民族中留下了痛苦的遗产和渴望国家独立的愿望。
虽然戈尔巴乔夫的“公开性”没有任何针对加盟共和国的特殊政策或想法，但是改革早期也出现了麻烦的迹象，例如1986年的阿拉木图暴乱。而且在改革早期，党的领导机构中的非俄罗斯人占比往往都会下降。1988年，争夺纳戈尔诺—卡拉巴赫自治州控制权的争端在亚美尼亚和阿塞拜疆共和国之间爆发为内战，迫使苏联政府于1989年派遣军队进入巴库，宣布进入紧急状态并以恢复秩序。在1990年的“黑色一月大屠杀”后，苏联限制了阿塞拜疆人民阵线的权限。
1989年4月9日，苏联军队袭击了格鲁吉亚的独立游行，导致20人死亡。关于纳戈尔诺—卡拉巴赫的棘手冲突显示了苏联内部数十个民族的爆炸性潜力。这是如何利用俄罗斯的“公开性”提出民族主义诉求并围绕这些诉求来动员人民的第一个迹象，也展示了党的地方精英如何在利用民族主义而牺牲苏联的情况下，发展出自己新的地方群众基础。比起国内市场化改革所产生的那些离心力而言，这些民族主义离心力更让苏联的保守派官僚感到忧虑。
在国际上，戈尔巴乔夫在美国面前的退让使军事和安全机构长期不满。他发起了一系列与里根总统的峰会会议，第一次是在1985年11月，旨在达成军备限制条约和缓和关系，以允许他削减军事支出。角色完全颠倒了七十年代缓和时期的情况。现在，苏联在国外陷入泥潭并面临内部危机。苏联现在是乞求者，面对新近更加自信和富有侵略性的美帝国主义，戈尔巴乔夫的缓和政策代表了战略性退却。军备限制条约伴随着1989年从阿富汗撤军，这是骄傲的红军的耻辱性失败，在那之前他们一直沉浸在打败希特勒的荣耀中。
1989年，东欧斯大林主义被推翻，从而给了波罗的海三个共和国——立陶宛、拉脱维亚、爱沙尼亚——追随的信号。这些共和国都有俄罗斯少数民族和相对较高的生活水平，并向欧洲寻求文化和政治领导。1988年，利用戈尔巴乔夫的“公开性”，三个共和国都建立了大众阵线。在爱沙尼亚和拉脱维亚，大众阵线只局限于支持戈尔巴乔夫改革；但在立陶宛，1988年6月份成立了萨尤季斯党（Sajudis，原名立陶宛改革运动），明确要求独立。
1990年1月，在戈尔巴乔夫访问立陶宛前夕，独立示威和反对宪法第六条的示威在该国爆发。戈尔巴乔夫自然认为立陶宛是最大的分裂威胁。2月，三个共和国的最高苏维埃通过了倡导走向独立的声明，其中萨尤季斯党获得了多数票。3月11日，萨尤季斯党宣布立陶宛独立，但莫斯科的人民代表大会否决了此举，戈尔巴乔夫称其为非法政变，坚持苏联法律的权威。尽管在1990年3月选举后，民族主义者在最高苏维埃中占主导地位，爱沙尼亚和拉脱维亚仍然没有宣布独立。
戈尔巴乔夫的波拿巴主义军事统治的权力的衰落终结了他凌驾于派系斗争之上的运作能力，现在的问题是支持哪一派。戈尔巴乔夫忠于苏联和党的统治，因此最终选择了保守派。1990年3月，第五国际的前身——革命共产国际联盟（LRCI）准确预测了事件的可能走向：
“面对日益恶化的官僚统治危机和临近的革命威胁，斯大林主义者可能会发动一次先发制人的打击，以戈尔巴乔夫或其对手发动波拿巴主义政变的形式。但在日益激烈的群众斗争时期，这只能是一个暂时的官僚解决方案，将不可避免地激起大规模抗议和抵抗。军事镇压可能会被打垮，引发类似于1989年东欧的双重政权局面。”
波罗的海革命（也称为“唱歌革命”），在爱沙尼亚、立陶宛、拉脱维亚掀起群众运动，要求独立。这场革命在1990年末立即考验了戈尔巴乔夫与保守派结成的新联盟的关系。戈尔巴乔夫在1991年1月7日派遣苏联坦克进入立陶宛，并派遣突击队进入拉脱维亚，试图控制运动头目。随后，亲苏联的“救国委员会”成立，为军事镇压提供了合法性掩护，也许会成为随时待命的替代政府。
在一场袭击立陶宛电视台和广播电台的行动中，有13人死亡。1月20日，军队袭击了边境岗哨和拉脱维亚外交部，造成四人死亡。苏联政府无法控制关于镇压和伤亡的新闻报道，于是另一个支持民主的声援活动在国内迅速崛起。对波罗的海革命的镇压陷入了僵局。戈尔巴乔夫违背了他对强硬派的承诺，未尽全力控制这些共和国。
公投
戈尔巴乔夫为拯救苏联和自己的地位所做的最后一次尝试是1991年3月举行的公投。公投在1月获得最高苏维埃的批准，但几乎立即被各共和国劫持。俄罗斯联邦在2月投票决定在选票上增加一些自己的问题，包括是否应该有自己的民选总统。为了对抗中央，叶利钦召集了民主俄罗斯，在3月2日举行了民主会议的咨询委员会，有乌克兰民族主义的人民运动（Rukh）和白俄罗斯的人民阵线共同参加。来自11个共和国的22个政党和运动的代表谴责波罗的海干预，一致支持叶利钦，并威胁要创建一个“反极权主义联盟”，显示出戈尔巴乔夫已经破坏了与乌克兰等关键共和国的关系，乌克兰是苏联里面仅次于俄罗斯联邦的第二大共和国。
在乌克兰和许多其他共和国，关于主权和独立的额外问题被添加到了3月17日公投的选票中。对戈尔巴乔夫来说是一次重大打击，亚美尼亚、格鲁吉亚、摩尔多瓦和波罗的海国家决定不参加。同时，叶利钦领导的集会继续在全国范围内进行，在3月10日的莫斯科集会上有50万人参加。
3月17日，在80%的投票率下，76.4%的人投赞成票，21.7%的人投反对票，支持保持苏联。戈尔巴乔夫声称这是一次胜利，但在乌克兰，大多数投票者赞成应该拥有一个主权国家，在俄罗斯，大多数人赞成他们应该拥有自己的总统。事实上，人民已经表态了，戈尔巴乔夫承受着来自双方的夹击。
戈尔巴乔夫几乎立即试图巩固投票结果，苏联最高苏维埃宣布该投票结果具有约束力。他颁布为期三周的禁令，试图削弱叶利钦集会的势头，克格勃和警察准备维持莫斯科的治安。不过，莫斯科苏维埃授权了一次抗议活动，并且俄罗斯联邦的议会投票反对禁令，导致10万人于3月28日游行。仅仅几天过后，格鲁吉亚公投中有98.9％的选民投票支持独立。最高苏维埃的权力显然在逐渐减弱。
更多政治事件促使强硬派采取行动。压垮苏联的最后一根稻草是1991年6月12日叶利钦的新职位——当选为俄罗斯联邦共和国的总统，他在第一轮投票中获得了57％的选票，在完成一次访美的胜利之旅后，叶利钦进行了豪华的就职典礼，参加者包括东正教会教宗阿列克谢二世。在那之后叶利钦设立了总统办公室，就在克里姆林宫里面！在他当选的同一天，叶利钦还签署了一份主权宣言，使俄罗斯成为一个主权国家，受其自己法律管辖，不再属于苏联。这个传达的消息很明显，俄罗斯现在是一个自己独立的国家。不过苏联还没有消失，它仍然拥有强大的机构和武装力量，但这些力量中有多少属于苏联存在争议。反对派政治领袖和各共和国的精英获得了大多数人支持的群众运动。
1991年的7月1日，亲资本主义的“新民主运动”成立，脱离了共产党并向右倾斜。这个分裂把苏联官僚机构一分为二。新民主运动带走了激进的经济学家沙塔林（Shatalin）、列宁格勒和莫斯科的市长、戈尔巴乔夫的前盟友谢尔巴德涅茨和雅科夫列夫，以及俄罗斯联邦的副总统和总理。
在联盟公投之后，苏联政府和九个参与的共和国之间的“1+9”讨论一直持续到夏季。然后，8月2日，戈尔巴乔夫宣布，包括俄罗斯在内的主要共和国将于8月20日签署新的联盟条约，其他共和国像乌克兰则稍后决定。条约规定了联盟税，但只有在共和国的同意下才会征收，这引起了他们可能会拒绝的前景，然后将使庞大的苏联官僚机构在一夜之间破产。
1990年7月的矿工罢工
当全国的矿工明显意识到他们的工资增长被通胀侵蚀，政府许多承诺都未能兑现时，要求重启罢工的呼声变得不可抗拒。从1990年7月2日到13日，党的第28次代表大会召开。这次会议事实上是戈尔巴乔夫的告别演说。戈尔巴乔夫与利加切夫和叶利钦之间发生了重大冲突。尽管他轻松地战胜了以利加切夫为代表的保守派和以叶利钦为代表的民主派，但叶利钦随后宣布辞去党的职务，专注于俄罗斯共和国的工作，这是他在苏联政府之外获得支持的举措。
矿工罢工的消息引起了恐慌，包括叶利钦在内的一些重要代表呼吁矿工不要罢工。然而，实际行动并没有像一年前那样全面，尽管有数十万人在所有煤田中参与。不过与前一年相比，矿工的诉求现在要更具政治性和深远的意义。他们的诉求包括让里日科夫政府下台，将所有共产党的资产国有化，实现军队、克格勃和法律制度的非政治化，以及打破工会与国家和执政党之间的联系。
因此，即使这次罢工没有1989年那次的规模大，但其他采取或威胁采取罢工行动的工人数量大大增加。罢工或威胁罢工的工人有西伯利亚的秋明石油和天然气田、北极的马加丹金矿工人、顿巴斯的叶纳基耶沃冶金联合企业的工人。罢工还冲击了交通系统；阿塞拜疆的铁路工人罢工，基辅的出租车和公交车司机罢工，莫斯科、明斯克和哈尔科夫的地铁工人成立了罢工委员会。
David Mandel，魁北克大学政治学者，把1989年罢工运动中出现的新劳工运动描述为“工联主义特征的”，虽然到了次年夏秋之际，它已经明显受到了以叶利钦和他的民主俄罗斯为中心的自由派的影响。他指出了这可能会导致的问题:
“这本质上是在深化的经济危机背景下的政治定位危机。通过纯粹的工会活动来保护在一个崩溃经济体中的生活水准和劳动条件已经达到了极限。矿工们已经认识到政府缺乏实现《608号决议》某些部分的手段，那些已实现的经济收益很快也会被通货膨胀抵消。此外，在苏联现有条件下，工联主义定位经常导致工人和自己管理层之间的团结，这往往是以损害其余社群的利益为代价的，工人最终面临的是难以承受的账单。”
这场市场自由主义思想的胜利可以在矿工的诉求中看到，尤其是在更现代化、潜在利润丰厚的库兹巴斯露天矿井。他们现在要求实现工业分权，企业完全自治。他们还呼吁在经济事务上赋予共和国完全的独立，他们相信共和国将取消煤炭价格管制，允许煤矿直接与客户谈判更高的价格，因而能改善矿工的生活水平。在燃料领域，市场力量的胜利将终结剩余的计划经济，但也会对煤矿以外的许多工业区和苏联的消费者造成毁灭性的影响。此外，它对年迈和竞争力较弱的矿井构成严重威胁。
休斯（Dave Hughes）在《工人力量》上撰文，正确地分析了无产阶级领导层的危机：“留给独立工人运动的时间不多了。除非它在政治上重新定位，朝着无产阶级一致的阶级利益和历史目标前进，否则它将成为一个在反动派手中摇摆不定的玩物。”
休斯指出第二次矿工代表大会是一个混乱和矛盾的力量的例子，这次大会于1990年10月在顿涅茨克召开：
“有超过一百万成员的矿工工会在10月代表大会所显示的是，工会陷入了深深的困惑。矿工工会承诺要过渡到市场经济。它的目标是推翻政府，但原则上拒绝与任何政党联盟。到目前为止，它的政治性罢工的尝试都被证明是失败的。总的来说，工人阶级，特别是矿工，尚不支持将苏联转型为符合整个阶级利益的政治目标。他们不信任市场主义的民主党派，也害怕和憎恨官方党派和复辟官僚专制的人士。”
随着经济混乱和政治危机的加剧，《工人力量》强调苏联工人如果仍然沉迷于自由派的魔咒下，支持与它们的阶级利益相左的政治和经济目标，将面临可怕的危险:
“对于许多工人来说，市场化似乎是打破中央和地方官僚统治的唯一途径，这些官僚因其傲慢、无能、腐败而受到工人的憎恨。此外，他们对市场有一个理想化的遐想，觉得市场可以生产和分配更丰富和更高质量的商品，同时结合工人对独立企业的自我管理，授予工人对其工作的控制，因而消除整个官僚寄生阶层。资产阶级的顾问还散布谎言，说分权市场经济自动意味着多元化的民主政治制度，其中工会将自由地为其成员谈判。亲资本主义宣传家们暂时掌握了最民主和最独立的工人组织。这些误导者希望看到它们像在波兰使用的团结工会一样，作为推翻斯大林主义政权的攻击工具，然后在自由市场资本主义下建立利润专政……可是，如果当前与官僚斗争的结果是叶利钦掌权，那么他将在试图复辟资本主义的过程中对工人阶级展开攻击。这将是苏联工人运动的决定性失败。”
尽管独立工会和要求自我管理是向前迈出的重大一步，但在面临无产阶级革命的任务时，这只表达了改良而非革命的意识。苏联正处于瓦解和崩溃的边缘，如果没有一个全国性的革命党来为危机提供替代方案，工人阶级就无法独立于亲市场主义者之外制定自己的纲领。
激进工联主义和自发性罢工只是赢得胜利的一部分；如果资本主义被重新引入，而工人对于未来的发展缺乏前瞻性，任何工资增长都将在经济再次崩溃时被摧毁。正如《工人力量》在1990年所说的那样：
“工人阶级必须把计划经济的残骸接管在自己手中，改造和民主化以满足工人的食品、住房和其他必需品的需求。要做到这一点工人就要把政权拿到自己手中，不是通过苏联及其加盟共和国无能的伪议会机构，而是通过自下而上的工人阶级基层权力机关。它必须在每个城市和共和国建立新的工人议会，通过一个拥有国家主权的苏联工人议会联系起来。”
在罢工、新工会和工厂委员会的形成中，工人们形成了一个自我管理的运动，并在1990年春苏联最高苏维埃通过了《苏联企业法》之后从戈尔巴乔夫那里获得了独立地位。新法案取代了1987年的《国家企业法》，后者赋予工会理事会集体权力，包括选举管理人员，并对企业的管理进行一定程度的工人检查。
然而，所有这些让步现在都瞬间消失了。知名自由派经济学家在媒体上批评工人干涉经济管理造成了混乱。比如在陶里亚蒂的拉达汽车厂（AvtoVAZ），工人发现他们的管理层正在幕后把工厂私有化，因此变得更警惕自由派的真实意图。毕竟，他们曾被误导为企业自由脱离国家计划，甚至是私有化，是自我管理的必要基础。实际上情况恰恰相反。旧的管理者成为新的业主，不会容忍在“自己的”企业内部存在双重权力。
1990年8月31日至9月4日，第一届全苏工作集体理事会和工厂委员会会议在陶里亚蒂举办，有来自拥有200万雇员的各个企业的100名代表。会议要求工人必须有决定他们工厂所有权的权利。库兹巴斯煤矿工人曾经计划接管他们的矿山并在国际市场上交易，煤矿的工会领导层先前还支持沙塔林的500天计划，现在撤回了对这个计划的支持。乌拉尔马什工程公司的工厂委员会在叶利钦的基地斯维尔德洛夫斯克提出了评估苏联全部财产价值，给每个公民发放股份购买财产的提议。菲尔策说道：
“斯维尔德洛夫斯克的工人协会嘲笑了这个提议（500天计划），他们指出这只是一种让工人失去所有权、而集中在资本家手里的手段。波利乌斯特罗沃的建筑材料厂工人罢工21天，要求工人集体拥有工厂。当斯大林主义体制停滞不前时，工人们努力寻找解决方案来掌控自己的产业。”
这是8.19政治危机前，最后一次的伟大工人阶级行动，矿工中出现了一些疲惫和失落的情绪，因为罢工工人比以前的行动减少了。显然，苏联正面临一次严重的政治危机，即以掌握镇压机关和中央经济管理机构的官僚为一方和以各加盟共和国的领导与大企业管理者为另一方的冲突。
8·19政变
1991年夏天，改革的速度和苏联即将分裂所带来的不确定性使一些保守派人物难以承受。在最后的一次拼搏中，他们把赌注放在通过一次政变，将权力恢复到党的手中并远离政府。1991年8月19日的早上6点，苏联宣布进入紧急状态，并在六个月内禁止罢工和示威。新通过的联盟条约被废除，并宣布苏维埃法高于加盟共和国法。
据报道，戈尔巴乔夫因健康原因被解除权力（他拒绝签署宣言，不过前一天已经被软禁家中）。政权被”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接管，该委员会由戈尔巴乔夫于去年12月任命的所有强硬派人物所组成，包括内政部长鲍里斯·普戈、克格勃负责人弗拉基米尔·克里琴科夫、国防部长德米特里·亚佐夫元帅、苏联总理瓦连京·帕夫洛夫。据报道，帕夫洛夫还在决定发动政变的内阁会议上喝醉了。尽管他们暂停了民主权利，但他们坚称“各领域的改革”将继续，苏联军队从东欧撤离的计划也不变。他们的经济发言人蒂扎科夫表示：“市场经济改革政策不会逆转”，国家委员会“支持自由企业”。他们的目的仅是“救经济于破灭，挽国家于饥荒，避免大规模内战的威胁，并消灭犯罪的军事组织”。声明并未提到捍卫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或者苏联共产党。有证据表明他们计划过进行大规模逮捕行动，但后来没有实施。
短暂的革命形势随后出现。叶利钦在俄罗斯国会所在地“白宫”设立了他的总部，一些忠于他的军队带着坦克占领了白宫周边的位置。在世界各地直播的场景中，他站在坦克上发表讲话，呼吁释放戈尔巴乔夫并恢复他的职位。当他呼吁进行总罢工时，矿工们响应了，在库兹巴斯和沃尔库塔煤矿、列宁格勒和叶卡捷林堡的产业工人中都发生了罢工。他还签署了一道法令，控制在俄罗斯共和国领土上的所有军事力量。到了当天晚上，政变显然在失去支持，雅纳耶夫在新闻发布会上承认国内存在多个权力中心。
第二天，白宫外的人群膨胀到几千人，并筑起了路障。五万人在莫斯科举行了示威，二十万人在列宁格勒冬宫前面的广场示威。叶利钦能够与法国总统密特朗、英国首相约翰·梅杰和美国总统乔治·布什进行电话交谈。CNN把他的信息传递给苏联人民。毫无疑问，苏联电视台和《消息报》也广播了他的演讲。
8月20日早上清晨，坦克朝着白宫轰鸣而来，试图冲破临时路障。年轻的示威者投掷石头和汽油弹，不时还有人开枪，造成了三人死亡。原本被指派暗杀叶利钦的克格勃精锐Alpha组已进入了指定位置，但没有按计划突袭大楼。不可思议的是，进攻停止了。实际上，武装部队已经历了一次“冷裂变”，大部分宣布中立或与叶利钦及其支持者开始谈判。甚至连克格勃大部分成员也向叶利钦投诚，对于濒临崩溃的斯大林主义强硬派而言的重要支柱在面临民众的反对时消亡了。
在未遂政变的三天中，越来越多的主要参与者不愿或不能公开露面，形成了僵局。政变策划者拖延时间。首先宣布帕夫洛夫生病退位，实际上是因为他的醉酒已经威胁到了整场阴谋。然后是亚佐夫突然生病了，谣言传开说克里乔夫离开了这个组织。最后，剩下的政变领袖飞往被囚禁在克里米亚的戈尔巴乔夫以达成妥协。当他拒绝会见他们时，他们无条件投降了。第二天，参与亚纳耶夫政变的坦克回到了军营，政变崩溃了。街头抗议的人群欢呼打败了强硬派。在绝望中，鲍里斯·普戈和他的妻子自杀了。
保卫过去四年赢得的民主权利的斗争是完全进步的，而亚纳耶夫策划者的目标则是在各个方面都是反动的。他们威胁到各民族的民主权利（尤其是自决权），工人的权利（自由独立的工会权利），和言论、集会、政治结社的自由。这些权利对于民主知识分子和无产阶级革命的政治活动家来说都是至关重要的。如果要为政治革命的前景而斗争，就必须保卫这些权利。如果政治革命的努力被挫败（在当时是非常大的概率），那么仍有必要将这场斗争作为未来发动社会革命的平台，因为资本主义复辟的经验有可能使工人阶级变得激进化。
因此，反资本主义复辟的革命者支持的不是政变的策划者，而是那些动员起来阻止他们的人。虽然青年和工人是在以叶利钦为首的复辟主义者的领导下动员的，但是这不是关键问题。反对亚纳耶夫政变并不以任何方式等同于支持叶利钦的反政变，叶利钦的路线在8.19政变之后的几周和几个月内发展起来了。
在西方，各种类型的斯大林支持者都声称应该批判性地支持政变，因为它某种程度上会给工人留出觉醒时间，意识到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事实上，政变的策划者关心的只不过是如何保卫军警专政，而不是阻止资本主义复辟的进程。如果有人对此表示怀疑，那么1989年天安门事件之后的中国就证明他们想法的局限性和虚幻性了。中国的事情是发生了血腥镇压，但是共产党的“强硬派”仍然重新引入资本主义。强硬派官僚在面对不断增长的矛盾和危机时无法维护疲弱的计划经济制度，他们所能做的只是用鲜血来淹没改革运动，从而维护官僚专政。
然而，苏联的问题在于打败亚纳耶夫和普戈的政变后，民主势力最终让亲资本主义的叶利钦取得领导。叶利钦的支持来自各个阶级和异质群体，从工人到资本主义改革的经济学家，从基层士兵到主张改革的党内特权阶层及克格勃的官员。他们都有不同的目标，但对于工人和普通人来说，他们的主要动机是对那些失信于民的“共产主义”制度和特权官僚的憎恨。对于他们来说，可怕的经济危机进一步证明了计划经济的失败。
虽然民众都对市场有着巨大的幻想，但这并不等同于支持大规模的私有化、终结食品补贴或让市场在经济中疯狂扩张的计划。事实上，私有化遭到了广泛的反对和抵制，叶利钦的计划从未提交给人民表决。而且正如我们将看到的那样，它也没有通过民主手段实施。
在这种情况下，关键问题在于，潜在的客观选择是无产阶级政治革命还是社会反革命的资本主义复辟。不过，现在缺乏一个能够通过召集代表大会在工作场所制定计划、并创建基于工人议会民主的革命党来满足工人的需求和希望。相反，叶利钦和他的新自由主义顾问们——得益于像亚纳耶夫这样的人——因为能实现政治自由，所以有理由用最恶毒的方式复辟资本主义。
现在，任何反对派都处于混乱状态，叶利钦胜券在握并果断采取了行动，创造了构造资本主义复辟政府的政治条件。尽管拥有1500万的成员，但苏联共产党没有发起任何抵抗。几天之内，叶利钦命令暂停共产党的活动，没收了党的财产，大约80%的军队高层被撤换。克格勃的领导层被清洗，旗下的23万军队也被剥夺。保守派被解职，他们的权力被打破。共产党机器几乎绝对统一的权力，曾经统治了国家这么多年，现在像纸板一样垮掉了。
虽然叶利钦最初同意戈尔巴乔夫的卑微诉求，即维持某种形式的松散联邦制，但是乌克兰于12月1日单方面举行公投并决定完全独立，而叶利钦对此表示认可，这宣告了苏联的终结。12月21日，叶利钦率先组建了苏联的继承者——独联体（CIS），由十五个新成立的独立国家组成。戈尔巴乔夫于圣诞节辞去了总统职务。到了1992年新年前夕，苏联的办公室和机构都被关闭。人们在1992年的1月1日醒来，发现苏联已被从地图上抹去。自1917年10月以来，红旗首次没有在克里姆林宫上飘扬，而是被由1917年之前的象征沙皇的红、白、蓝三色旗所取代。
“休克疗法”
现在，旧官僚机构中公开支持复辟的派系已经巩固了权力，他们必须制定一套战略，将资本主义重新引入一个已经摆脱资本主义统治长达七十多年的国家。叶利钦与布尔什维克不同，布尔什维克党在1918年的内战爆发之后才没收了现代工业部门的所有私有财产，而叶利钦却在掌权后就尽快打算复辟私有财产和市场经济，无论其造成任何后果。俄罗斯工人阶级很快就会感受到资本主义复辟的全部恐怖。
1991年10月底，叶利钦宣布他选择1990年波兰的“休克疗法”模式。波兰模式是由37岁的哈佛大学教授杰弗里·萨克斯（Jeffrey Sachs）制定，作为新自由主义改革的不倦倡导者，萨克斯的计划包括可兑换货币、价格自由化、取消剩余的对外贸易国家垄断、基于增值税的税制改革（即对消费的累进税）、私有化和自由化。在波兰的计划中，私有化是其重心。如萨克斯及其同事所说，这意味着对工人阶级进行深刻而彻底的剥夺。这不仅包括取消工人国家的财产公有制，从而夺走了两代波兰工人的劳动成果，而且还扫除了工人自我管理长达十年的斗争成果。
萨克斯及其合作者大卫·利普顿(David Lipton)，也是一位美国经济学家，从波兰经验中汲取了对俄罗斯的关键教训： “转向西欧的所有权结构当然需要从工厂委员会或经理的手中剔除企业管理权，而放在由企业所有者控制的监事会（董事会）中。从本质上讲，企业私有化要求首先消除现存于企业内特别是工人议会的所有权利。”
在波兰，萨克斯计划意味着终结价格管制，限制工资水平上涨，这些措施最终降低了通货膨胀率，在1989年通胀率曾达到了年度2000％的水平。然而，由于实际工资下降，工业产出下降，而工厂关闭，有多达210万人失业。波兰的巴尔采罗维奇—萨克斯计划有一个重要而有意识的要素，其休克主义的暴力本质出其不意地夺走了工人阶级的社会抗议力量。
在波兰“成功”之后，萨克斯作为高级顾问被引入俄罗斯政府，这得到了IMF的默许。休克疗法的关键人物是叶戈尔·盖达尔（Yegor Gaidar），受叶利钦任命的副手，担任俄罗斯总理。这位35岁的复辟主义者，和大多数复辟主义者一样，也是官僚精英的后代。盖达尔的父亲曾是《真理报》军队分部的编辑。他在莫斯科国立大学接受了一流的经济学教育，期间他研究的不是马克思，而是亚当·斯密、货币主义、新自由主义泰斗弗里德里希·哈耶克和弥尔顿·弗里德曼等人的经济学说。盖达尔的工作是弥合政治权力机构，直接接触政府的核心以确保他们的政策得以实施，弥合和货币主义经济学家之间的差距。
在戈尔巴乔夫的领导下，盖达尔被选为制定市场改革方案团队的重要成员。这个团队在莫斯科的体制研究所工作，并由市场经济学家沙塔林领导，后来与安纳托利·丘拜斯（Anatoly Chubais）领导的列宁格勒类似机构合并。
这些力量不仅深受新自由主义理论家的影响，而且受到撒切尔夫人和里根的实践影响。发生在英美的决定性反工人阶级“革命”，不仅包括野蛮的破坏罢工，而且还有大规模关闭旧的产业，这发生在1980年代的上半叶。盖达尔和丘拜斯意识到需要快速和残酷的冲击来启动经济中的资本主义，而他们并非民主主义者。在1989年的《莫斯科通讯》周报中，盖达尔已经写道：“今天若有人认为可以从记忆中抹去苏联70年的历史……获得公众的认可，将生产资料移交给影子经济中的新富豪、经理、跨国企业，这只能表明乌托邦传统在我们国家的强大。”
当然，这段文字中的关键词是“……获得公众认可。”他的亲密合作者丘拜斯在1990年以类似的语气写道：“市场改革加速的直接社会后果将是普遍降低生活水平……价格差异和人群收入差异的增长，和大规模失业的出现。”他说这将引发“广大群众反对改革”“在重要产业和大城市中产生大概率的经济罢工和政治罢工”，“可能引发严重的国内冲突”。再次，“不可避免”的答案将是“禁止罢工，控制信息等”。由于是斯大林主义官僚制度的产物，他们执行这些提议毫不费力。
在8·19政变之后，由于叶利钦扮演的角色获得的声望和新的波拿巴主义权力，他处在协助引入这些震撼性措施的最佳位置。在1992年1月2日，他通过法令实施了经济改革，从而规避了1990年3月选举的最高苏维埃和全俄人民代表大会。核心的资本主义复辟措施是——也只是叶利钦通过承诺增加民主而欺骗获得的权力来通过的。这是俄罗斯“休克疗法”的开始。数百万俄罗斯公民将在一夜之间发现自己跌入到贫困线之下。
休克疗法的第一个重要措施是废除所有价格管制。政府预测此举将导致价格翻三番，因此他们将薪水和养老金都提高了70%。结果价格立即飙升了10-12倍，这不仅意味着大多数人实际收入的灾难性下降，而且几乎一辈子的积蓄在几天之内被抹去，仅仅因为他们要购买本已很昂贵的食物。
从某种意义上说，休克疗法的实施者达到了他们的目标。这种“休克”完全扰乱了人们的心志和意识，在几个月内普通工人根本不可能从事政治活动。一个问题让所有人都感到不安：他们如何在新环境中生存，人们被迫适应试图弄清楚正在发生的事情，新价格的意义是什么？为什么今天用1500卢布买到的货物比两个月前的150卢布买到的都少？苏联的男女公民完全没有接受过在市场经济下生活的教育，现在却被投入到了一个无政府状态的市场混乱之中。人们无法理解周围正在发生的事情，每个人都在试图自我挣扎。
作为苏联和后苏联时期的工人运动分析师，David Mandel得出的结论相同：“政府几乎在一夜之间结束了几十年的工人经济保障。此前，尽管生活水平不高，但工人们都能享受完全就业，有免费或受补贴的住房、医疗、教育、文化休闲服务以及基本的消费品。在几个月内，经济生活的结构和社会基本价值都转变了。由此产生的深刻不安成为集体反抗的主要障碍，因为大多数工人都陷入了个人的生存斗争中，试图适应新的环境，而不是改变环境。”
在如此混乱通货膨胀的情况下，企业被迫陷入了一系列相互支付违约中。截至1992年6月1日，经济中未偿付的债务总额达到近2万亿卢布。大型企业濒临破产。工资被延迟数月或以实物支付，工厂产品被工人出售以换取食品。
避免经济全面崩溃的唯一途径是央行向企业提供“软信贷”，央行受议会而非总统的控制。然而这只会进一步加剧开始肆虐经济的恶性通货膨胀。税收未能收回或贬值，国家不得不在国际资本市场上大量借款，然而投入的好钱也难以拯救坏钱。
盖达尔及其合作者——和其他教条主义的货币学派一样——指责央行和国企的管理者破坏了休克疗法。或许在他们心中，全面破产和即刻大规模失业才意味着休克疗法的成功？
叶利钦和盖达尔被迫将私有化作为国家财政收入和潜在工商业利润的来源。在十月份，他们启动了代金券私有化计划。新自由主义的教条主义者再次建议，为避免垄断的形成，需要一个“中产阶级”的股东所有者阶层。但由于这样的阶层并不存在，必须通过征用的方式，即完全免费地发放私有化代金券（每张面值10,000卢布），向全体人民发放，这个政策在1992年夏天获得批准。
1992年10月7日发放了总额1.4万亿卢布的私有化企业代金卷。尽管每个公民都获得了等额的代金券，但是致命的贫困迫使许多人以极低的价格出售它们。在几个月内，大多数代金券都积聚在了政治新贵、企业管理人或者银行的手中，他们有充裕的现金去购买。
1993年政变与金融寡头的崛起
然而，即使强硬派势力已经衰落，他们并没有被彻底淘汰。在后苏联时期的利益争夺战中，1993年秋又爆发了一场政治危机和流血冲突。叶利钦发现自己遭到议会反对，议会已经团结在副总统亚历山大·鲁茨科伊的周围。鲁茨科伊与议会右翼、各种君主派、反动派、极端民族主义者和反对改革的斯大林主义者结盟，试图复辟旧制度。议会反对派即将举行的有关宪法的公投，决定俄罗斯将成为总统共和国（叶利钦的首选）还是议会共和国。
为了打破随之而来的僵局，叶利钦在电视讲话中宣布他将通过特别法令来实行统治，有效地把议会置于一旁。不同的国家部门随之而来的强烈反弹，宣布他的行为违宪。叶利钦最终让步，但仍设法通过议会进行公投。他的支持率开始下降，很多人支持议会，并对经济形势感到愤怒，大都认为这是总统的过错。然而公投的结果却是俄罗斯建立总统共和制，这就进一步巩固了克里姆林宫的权力，而议会的权力则相应被削弱。
叶利钦开始巡视军事基地，与士兵和高层军官拉关系。1993年9月21日，他中止了议会并举行选举。不过并非所有议员都回家了，一些议员在他们的办公室里设起了路障，拒绝离开，要求叶利钦下台。10月3日，支持议会的抗议者冲破了议会周围的警戒线，高呼反叶利钦的口号。军队犹豫不决，准备待克里姆林宫采取行动之后再选择阵营。
10月4日，叶利钦向军方高层示意，保证他们不会为“恢复秩序”承担责任。随后，特种部队和精英部队被派往冲击叶利钦在1991年的8·19政变中曾经保卫过的“白宫”。坦克包围了建筑并发射爆炸弹和机枪子弹。议员们最终举着白旗出来向安全部队投降。他们对抗叶利钦的尝试以失败而告终。战斗造成187人死亡。与其一贯立场相符，��国总统克林顿支持叶利钦的行动：“我认为他别无选择……如果这种事情发生在美国，你会期望我采取强硬行动。”他告诉记者。
私有化冲击经济
1994年7月1日，政府决定过渡到私有化第二阶段，任何有钱人都可以购买私有化企业的股份。政府还通过“股份贷款”计划拍卖最有潜力的企业（如能源、电信、矿业和冶金公司）的大块股份。股份可以作为国家贷款的质押。如果政府无法在1996年偿还贷款，贷款人就会获得完全的所有权。毫不奇怪，接近破产的俄罗斯国家几乎无法收集税款，也无法赎回这些股份。此外，大家很快发现这些资产的价值远高于贷款价值，因此一个相对狭窄的人群和银行侵吞了国家大量的最有生产力的资产。俄罗斯国家积累的所有劳动、工厂、矿山、发电站和交通基础设施都落到了新兴资产阶级手中，并以极低的价格出售，实际上甚至是被国家无偿赠与。从这个过程中，涌现出一个强大、联系紧密、而且极其富裕的金融资本集团——金融寡头。
此前苏联虽然存在着官僚特权，但却是地球上最平等的社会之一。在一两年内新俄罗斯就成为了最不平等的社会之一。到1993年时，4%的俄罗斯人的收入约为该国最贫困公民收入的300倍。俄罗斯无产阶级付出了巨大的代价：他们的生活储蓄和社会福利被削减，遭受了大量失业、可怕磨难和贫困。通货膨胀和大规模私有化计划，再加上持续的国家补贴以防止经济总崩溃，使新兴的俄罗斯资产阶级逐层清除产业中不可雕之朽木，并挽救任何能成为盈利企业的实体。
根据世界银行的一项研究，戈尔巴乔夫执政时期，只有1.5%的人生活在贫困之中（相当于收入低于每月25美元），而到了1993年中期，39%至49%的人口生活在贫困中。
同样，世界银行报告显示，苏联的GDP在1989年之前一直在增长，但在1990年下降了2.5％，1991年下降了6.5％，1992年下降了16.1％。在接下来的两年中，俄罗斯的GDP则分别下降了10.1％和14.0％。俄罗斯和乌克兰的经济衰退比1929—1933年的经济大萧条更加严重。有报告指出，衰退的深度不是对人类生活破坏性影响的唯一标尺，危机持续的时间也很重要。在这个标准下，俄罗斯和乌克兰的数字比两个国家最严重的大萧条还要严重。在1930年代，德国连续三年GDP下降，美国下降了四年，法国下降了六年，而在俄罗斯和乌克兰，衰退却持续了七年。因此，无论是在深度还是持续时间上，资本主义复辟对苏联人民造成的萧条冲击都比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经历的最严重的萧条都要严重一倍。
改革一个可怕的指标是死亡率急剧增加，仅1993年就比1992年增加了20％，出生率也下降了（1993年的同期相比下降14％）。酗酒普遍存在，平均而言，俄罗斯人比世界上其他任何民族都能喝酒，甚至叶利钦也被广泛认为每天要喝一瓶伏特加。家庭压力很大，而酗酒成为一种流行病。据报道，针对女性的暴力事件激增，仅在1993年就有约13,000起强奸案，有14,500名女性被伴侣杀害。
到了1990年代后期，大多数城市地区都充斥着卖淫。护士转行做妓女，一天赚的钱可以高达80美元，这个收入比大学教师还要高。
现实与1989年之前的亲资本主义复辟者所宣传的市场自由竞争和企业家创新来满足渴望消费者的新自由主义乌托邦有着天壤之别。致富和实现梦想的机会只是对一小部分亿万富翁成立，不过他们全都是大规模侵吞国家资产的骗子，即所谓的“俄罗斯寡头”，如鲍里斯·别列佐夫斯基、米哈伊尔·霍多尔科夫斯基、罗曼·阿布拉莫维奇、弗拉基米尔·波塔宁以及弗拉基米尔·博格丹诺夫之流。
新资产阶级的形成使得全国范围内发生了残酷的原始积累。亿万富翁寡头利用欺诈和暴力在私人控制下组建了大型垄断企业，并试图控制叶利钦的政府。俄罗斯成为一种带有流氓资本主义色彩的新前沿——人们拥有黑市上更流行的美元就可以得到他们想要的任何东西。
由于工人的分散和无力抵抗，他们只能通过投票表达不满。到了1990年代中期，组织在俄罗斯联邦共产党（KPRF）中的旧斯大林主义势力复兴了，并由久加诺夫领导。资本主义带来的极端不平等社会增长在1996年的总统选举中引发了强烈的反弹。在第一轮投票中，久加诺夫得到了2420万票，比叶利钦只少260万票。然而，这个所谓的“共产主义选票”不是为列宁主义的共产主义而投的。选票只是工人阶级一个绝望的呼喊，希望阻止当时叶利钦和国际资产阶级与俄罗斯新兴民族资产阶级实施的痛苦经济政策。
在1998年又一次重大经济危机的余波中，久加诺夫看起来可能真的会赢得2000年的总统选举。疾病缠身的叶利钦在绝望中求助于前克格勃成员——弗拉基米尔·普京，叶利钦将总统职位交给了他以换取免于所有起诉的豁免权。叶利钦需要一个有权力的年轻人物，不仅能够统一国家，而且要作为一个稳定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普京上台后，他以牺牲寡头利益为代价增强了国家的力量。普京一方面驱逐和没收了一些金融寡头（如别列佐夫斯基、霍达科夫斯基），另一方面也驯服并保护了其他寡头。这是一种几乎近似黑手党的客户关系运作。由此，普京在自己的背后建立起一个强大的政治运动，如果需要的话，他不惮对政敌采取镇压的手段。
最终，1989年至1991年的民主革命或许终结了苏共的独裁，但它也导致了苏联计划经济的解体，国有财产被前管理人员、经济专家和从黑色经济中崛起的“商人”（其中许多是罪犯，或被称为俄罗斯黑手党）所掠夺，这一切都充满了混乱和争斗。
在这个混乱和痛苦中，一个新的资本主义统治阶级崛起了。与此同时，成千上万的人生活在苦难中。可是，这没有诞生对民主、人权或者政治权利文化的尊重。相反，俄罗斯人因为承受了巨大的痛苦，所以在叶利钦于2007年去世后，他甚至比斯大林更不受欢迎。
为什么工人阶级没有反抗？
对于熟悉托洛茨基对斯大林主义起源和性质分析的人来说，斯大林主义的最后崩溃并不令人震惊。然而，工人阶级未能抵制资本主义复辟，甚至在许多情况下积极支持资本主义，这确实需要解释。答案必须在苏联工人长达六十年的斯大林主义影响，以及在那个十年转折点时期世界阶级力量的影响中寻找。
正如我们所见，1917年创建的苏维埃和工厂委员会民主在1920年代就消失了。1930年代大多数久经考验的布尔什维克革命家的消亡——其中甚至包括斯大林的支持者——意味着俄罗斯和无产阶级革命的传统几乎断绝了联系，或者说这一传统被一个把它们畸形化的共产党所征用了。苏共成了一种不可动摇的、铁板一块的党，使工人阶级难以回归其革命传统。
苏联工人早已对共产党承诺的自由和平等的社会主义理想越来越失望，此外还加上他们对官僚计划失败的日常工作经验。这个官僚计划正如David Mandel所言：“生产不同步，有长时间的空闲，接踵而来的则是疯狂的生产风暴。”
除此之外还有美好生活许诺的破灭，特别是作为消费者的工人。这包括住房质量差、无法维修、公共交通差、基本消费品供应不稳定且质量差等等。这导致了短缺、排队和囤积，使得生活变成了一种耗时的苦差事，特别是对女性来说，而这也使得市场效率和正常化的承诺变得越来越有吸引力。
最重要的是，斯大林主义是一个政治和社会体制，它系统性地防止工人实现自治集体身份和民主地表达诉求或者要求提高生活水准。虽然斯大林逝世后政治恐怖有所收敛，但是对工人表达诉求或采取集体行动的惩罚——无论是降低工作薪水还是逮捕和监禁——都依然存在。
戈尔巴乔夫的“公开性”改革、1989-1991年的罢工，以及1992-1998年的经济萧条，这些事件中间都有大约五年时间作为过渡，但被证明对克服斯大林主义的遗产依然是不足够的。这并非说本质上是不可能的，只是1980年代的一些情况共同阻碍和防止了它，特别是苏联的改革和1956年匈牙利起义或1980年波兰起义都不一样，它不是工人自下而上的反叛，而是执政官僚自上而下的激进改革运动。
戈尔巴乔夫的改革得到了知识界和持不同政见者运动大多数人的热烈响应，这些人受各种思潮影响，从“市场社会主义”（market socialism）到新自由主义，所有这些思想都声称“正常社会”是基于某种形式的资本主义。当然，在最初的几年里，很少有人敢公开表明他们的目标是复辟资本主义，但是最后团结为“民主俄罗斯”的大多数民主派人士，至多是把工人阶级视为推翻苏共专政和拆除计划经济的工具而已。
在最坏的情况下，这些人视计划经济为一股保守势力，阻碍了他们自己提升到与西方国家的同行同等薪酬水平的进程。因此，尽管持不同政见者运动表现出了巨大的勇气，但是大部分知识分子早已失去了对工人阶级的历史定位。在需要将知识分子与工人激进分子融合的革命政党建立之际，这一缺陷就显得至关重要了。
然而，戈尔巴乔夫改革的分权措施以及促使工人参与改革过程的尝试，确实催生了工人自治的运动，随后在1989-1991年的罢工中也出现了有限的新的独立工会的建立。不过苏联再次出现了和1980年代的波兰相似的问题：在一场政治革命的危机中，工会的局限性得到了充分证明，例如行会模式、经济主义的工联主义和对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如民族主义、“市场社会主义”，甚至新自由主义）的容忍。
最真实的阶级观点表达出现在工人自治运动和1989年罢工期间出现的工人委员会中。这些机构有可能成为1905年和1917年那种意义上的苏维埃，即阶级斗争的工具，领导一场起义并最终实现无产阶级政权。然而，新工人运动内部的思想在（可以理解的）畏惧集权方面存在混乱，事实上不仅仅是害怕官僚集权，而且包括任何形式的集权。这使得他们容易接受新自由主义议程的关键要素：摧毁计划经济，而不是将计划彻底民主化；接受企业私有化的纲领，只是在每家企业的工人希望时才为企业所有权而斗争。
在苏联共产党内部也曾出现过左翼派别，先后有社会主义或社会民主主义的动向，但他们的策略是改良主义的，接受“混合所有制”或受控制的“市场经济”，没有一个以革命的反资本主义观点武装起来的有规模的独立工人政党出现。
所以，当1990年和1991年事态开始迅速发展、资本主义复辟力量在1992年初开始实施休克疗法时，工人阶级在政治上没有为抵抗做好准备。实际上，工人几乎没有意识到如果不抵抗将会迎来社会灾难。
最后但并非不重要的是，国际阶级力量的对比对苏联工人阶级不利。虽然1970年代欧洲出现了历史性的阶级斗争高潮，但是这并没有导致有效革命工人政党的产生。在撒切尔夫人和里根发起的新自由主义反革命后，直到1980年代后期，工人阶级已经遭受了战略性的失败：旧的工厂企业被关闭，工会人数下降并被右翼官僚所掌控，知识分子曾在1970年代大量加入马克思主义行列，现在却开始转向失败主义后现代主义的荒谬理论。在源于托洛茨基主义运动的各种思潮中，例如第四国际瓦解后的各个碎片，大多数倾向于尾随东欧和苏联的自发性工人运动，而非向工人提供一个抵制资本主义复辟，同时又建立一个民主计划经济和工人议会（而非资产阶级民主议会）的积极纲领。少数人甚至对工人运动本身持敌对态度，认为工人反对官僚独裁等同于反社会主义。直截了当地说，托洛茨基的后继者们没有建立强大组织和纲领清晰的革命国际，而这恰恰是他认为通过政治革命和革命在国际上传播以拯救十月革命所不能缺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