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Creek
原文于2022年5月8日发表在《国际主义呼声》
按：本文的发表过程确是一波三折。笔者最初使用《国际主义呼声》的公众号在墙内发表，结果不到一个小时就被删了；随后笔者曾用同名的Matters平台发表，但后来发现该平台并不能完全保障读者匿名性；现在笔者得以通过第五国际的官网，作为整理中文文献库的一部分重新发表，这里需要感谢国际上诸位同仁的帮忙。
在两年半以后回看，文章存在一些可以完善的地方，尤其第四部分关于俄乌战争的前景，应该要有更加严谨的表达，资料的引证也可以完整些。不过，既然文章的重心不是对战争前景的军事学评估，而其中论述对俄乌战争的革命者的原则立场（肯定乌克兰防卫战争的正义性，即revolutionary defencism）是完全正确的，因此除了几处技术性的疏漏外，笔者不作任何改动。
本文写作的背景自然是2022年上海封城，而更直接的起因则是从当年4月底已经开始蔓延于北方高校的学生抗议。从这个意义上讲文章不是出自笔者个人的灵感闪现，而是时代对一个马克思主义者施加的影响的产物。如果借用黑格尔的文艺批判术语来说，那么本文之所以能够广为流传，仅仅是因为其中的五四精神合乎我们的“时代精神”（zeitgeist），也同时合乎其后白纸革命的精神。无论是1919还是2022年都证明了，当群众真的决心以主动性对历史进程进行直接干预时，旧制度下的一切都会为之退让。青年们！这个正是属于我们的时代。
光复中国，时代革命。
二〇二五年一月一日
P.S. 最后一句话笔者想留给前女友，虽然文章属于个人创作，但是没有她的鼓励笔者当时未必会坚持发表。黛西，如果你刚好看到这个，我希望你知道——于我而言——无分四季，你一直是伦敦三月城里城外一树一树的花开。
目次
1. 为何自由主义与政治自由是两个不同的概念？
2. 对五四运动的定性——“新民主主义革命”正确吗？
3. 今日中国被误读的五四精神
4. 五四运动对乌克兰事件的现实意义
1. 为何自由主义与政治自由是两个不同的概念
各派别对五四运动的解读都很少强调一个细节，那就是蔡元培和胡适后来否定了五四学生的罢课、至少是部分地否定了。这两人是不隐瞒自己立场的。五四运动一周年时，蔡元培在《晨报》上写道，罢课让学生们荒废学业，弊大于利。他表示学生可以也应该关心政治，但问题还是要让社会来解决。胡适在《四十自述》中也说道，改革政体应该是个渐变的过程，需要长时间社会稳定与和平。五四运动过于“急躁”和“激进”的行动扰乱了社会秩序，让学生受人“指使和利用”，因而妨害了民主改革的进程。如果按照胡适的逻辑，那么华盛顿、克伦威尔、罗伯斯庇尔等资产阶级革命领袖都过于“急躁”和“激进”了，因为他们甚至于诉诸内战和革命来建立民主制度。不过，胡适这种在威权国家要实行“和平改革”的历史观是很受今天自由派的追捧的。
前些年笔者在香港时，牛津大学的Sir Adam Roberts曾受邀讲演“阿拉伯之春”，他的结论是在威权国家实行民主转型，不能使用“暴力”或其他激进的方式，否则结果适得其反。他举出摩洛哥在阿拉伯之春的例子，说明先维护君主制度才能实行稳健的宪政改革。表达这种观点的除了他还大有人在，这些人被统称为“denialists”（否认主义者），或者“revisionist school”（修正主义学派）。在英国，他们把矛头对准推翻王室的克伦威尔；在法国，他们试图否认法国大革命的伟大历史意义、否认启蒙思想的革命性，甚至有人说卢梭晚年已经不赞成革命，如曾任UCL历史系教授的Albert Cobban。
在中国，否认主义学派不是针对1949年中共建政，而是瞄准五四运动；他们说，工人和学生运动不带来民主，而导致一些野心家建立独裁。胡适和傅斯年就是这么想的，他们最终站到了五四运动的对立面上，而两人后来做蒋介石的御用文人不是偶然的。如果学术观点仅仅只有学术意义，那无关大局，但它们带有政治意义。讽刺的是，这些学派的观点不仅供给“民主国家”的外交部，还经常被独裁者所引用。
为什么自由主义者会在评价五四运动时持保留态度呢？这是因为自由主义和政治自由不同。自由主义是一种制度，它和资产阶级国家捆绑在一起的，没有警察制度，没有其他机构如法院和议会，自由主义就不存在。约翰·洛克就说得很明白：自由主义的核心是保护私有财产，“财产不可公有，权力不可私有”。政治自由讲的则不是财产权，而是公民自由，例如言论、集会、结社自由等等。这些自由权利当然不是和资产阶级国家捆绑在一起的，而是工人和青年也应该去争取的。
在资本主义早期，为了摧毁封建制度、在思想上瓦解教会权威，资产阶级努力争取过政治自由。而在垄断资本主义时代，资产阶级对此没有兴趣。从欧美各国的民主衰败中都可以窥见这点。从历史解读开始，今天全世界的资产阶级都排斥革命观。这就是否认主义学派的来源及其受追捧的原因。在中国，资产阶级在20世纪初通过辛亥革命争取过政治自由，不过辛亥革命没有最终实现自由民主。五四运动是名副其实的分水岭，它争取的是政治自由，而非建立自由主义的制度。在1919年之后，一直是中国工人阶级在为政治自由而牺牲，而中国资产阶级最后则团聚在蒋介石的军政之下。
2. 五四运动的阶级定性——“资产阶级革命”吗？
最后但并非不重要的一点，既然五四运动主题是反帝反封建，那么它是不是资产阶级革命？这个问题很重要，但是没有一篇纪念五四的文章给出清晰的答案。毛泽东曾经创造了一个名词叫“新民主主义革命”，这是个含糊其辞、不知所云的答案，他并没有回答五四运动的阶级性质是什么。
五四运动当然是一个革命的开端，但它不是无产阶级革命，因为运动没有一个诉求具有无产阶级性质。无产阶级革命的基本要求是生产资料公有化、工人控制政权、苏维埃民主、实行计划经济等。五四运动刚好相反，它所有的诉求都是资产阶级性质的，它旨在完成西欧和北美在两百年前就已经完成的革命——废除封建桎梏、建立统一和独立的民族国家。在一个半殖民半封建社会，直接任务是完成资产阶级革命，这并不奇怪。旧中国任何革命的直接性质都是、而且只能是资产阶级性质的。
可另一方面，五四运动的进程和西方的资产阶级革命大不相同。首先，在1919年，中国资产阶级没有扮演领导的或是主动的角色。尽管工商业界支持五四运动，而且从抵制日货中得到了很现实的利益，但工商界并不是发起人，学生和工人才是运动的主体。其次，五四运动和后来的北伐战争表明，没有无产阶级的帮助，资产阶级根本无法独立完成民主革命。因此，孙中山在改组国民党时才提出“联俄，容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以争取苏联和共产党的支持。最后，在1927年，我们看到资产阶级非但不是革命的，而且是反革命的。借助无产阶级在后方的罢工和起义，国民党政权很快从珠江流域发展到长江流域，在占据了全国一定的政治空间之后，国民党就开始清算工人阶级了。首先是蒋介石在上海的“四一二政变”，而后是汪精卫在武汉的“马日事变”，中国革命在1927年归于失败。
总结来说，五四运动虽然是资产阶级性质的革命，但它是由无产阶级主导的革命，而不是西方典型的“资产阶级革命”。这和中国资本主义的落后和弱小是相连的。“阿拉伯之春”已经证明，五四运动这种革命形式依旧是今天第三世界各国民主革命的基本形式。
3. 被误读的五四精神
如果我们用一个词去概括五四精神，该用什么呢？
马寅初用的是“牺牲精神”，也就是“北大之精神”去概括，所谓“服务于国家社会，不顾一己之私利，虽斧钺加身毫无顾忌的精神”。虽然人的本性是求生，不是自我牺牲，不过为自己认为值得的追求会选择牺牲，这是马寅初所相信的积极哲学。
马寅初的观点自然没错，不过很少人想过，五四运动的诉求的是“反帝反封建”，那么这些诉求背后的深层次追求是什么？如果不考虑这个，我们就无法理解为何今天的五四青年节感觉上和当年北大学子的五四精神完全不是一回事。
我们得想象晚清和民国的社会生活才能明白这点。首先，清政府和北洋政府都没有改革社会关系来促进国家的现代化。皇权腐败无能而不容许任何批判和挑战；族权和夫权钳制着所有女性；儒家伦理阻碍着现代化的一切进程，和科学精神、理性主义、法治思想格格不入；国内外垄断资本主义与封建地主阶级紧紧缠绕在一起，他们的挤压、敲诈和繁重的税负让上千万小农破产，而北洋军阀是他们政治上的监护人。
另一方面，官僚资本垄断了全国的工商业和运输业，而且和外国资本家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官僚资本不仅仅依附于外资，而且把许多特权、尤其是现代化最关键的采矿和铁路特权让给外国，这让外资牟取暴利而中国则难以实现工业化和现代化。清政府及其继任的北洋政府都受外国控制，英法两国掌握着中国的财政和关税，他们越过中国政府直接收缴税款，扣除鸦片战争以来中国要给的赔款和利息之后，剩下的才转给中国政府；一些领土被割让给外国，在主要的城市还有外国的“租界”等等。
在这种情况下，当五四运动提出反帝反封建的诉求，它意味着国家将不受帝国主义和军阀的支配、中国人可以自己决定自己的命运、结束封建伦理对个人的压抑和扭曲、剥夺国内外压迫者的特权等等。从更深一层来说，这就是提升人的尊严、实现人性的自由。
毛泽东的革命完成了部分任务，但他不是建基在五四精神上，而是建基在小农运动的排外性上。 傅斯年曾说，毛泽东给他的印象是一个“宋江式的人物”。即使不是宋江，他也把自己当秦皇汉武、唐宗宋祖看待的。五四精神的缺席使后来的延安整风、大跃进、“反右”和文革等等悲剧有可能发生。
这是我们应该薪火相传的五四精神。直到一个世纪后的今天，五四精神依然在被误读，中国还没有实现五四运动的真谛。
4.五四运动的现实意义与乌克兰危机
由于篇幅所限，乌克兰问题将简单带过。乌克兰既然和旧中国一样都是半殖民地，它的工人和青年有很充分的理由向五四运动学习。在乌克兰问题上用的口号不应该是“保卫祖国”、也不能是“支持乌克兰”这个模糊不清的口号，而应该明确提出“外争主权，内除国贼”——五四运动最核心的口号。
“外争主权”意味着俄罗斯的军队必须全部、立刻和无条件地从乌克兰境内撤出，把包括顿巴斯地区和克里米亚在内的占领地归还乌克兰。乌克兰的工人和青年在抵抗俄军的同时要向俄罗斯的士兵发起宣传战，并与俄国内部的反战运动联络和团结。泽连斯基不会这么做，因为他的寡头政府建立在乌克兰极端民族主义，尤其是乌克兰西部年轻一代的“本土主义情结”上。这只会削弱乌克兰人与俄罗斯工人和青年应该有的国际团结，从而使战争进一步持续和升级。
“内除国贼”指的不是纠察俄国间谍及其线人，那是属于“外争主权”的范畴。国贼指的是泽连斯基以及他的政府。早在2014年广场政变时，国际社会主义者就指出这是一次法西斯性质的政变。泽连斯基会使俄国和西方世界的关系趋于紧张、以至于战争。相信这次乌克兰危机足以让所有人都认清一点。泽连斯基的政府代表的是亲欧美的乌克兰寡头的利益，他鼓动乌克兰的人民当北约的前锋。尽管俄罗斯没有资格用刺刀去“解放乌克兰人民”，所以在战场上抗俄是正义的。但与此同时，必须在战争中建立民主的工人组织和学生自治团体、从泽连斯基手中夺取战争的领导权、推翻基辅名副其实的法西斯政权。
泽连斯基上台的方式和希特勒一样：一方面，他靠的是极端民族主义者的选票，另一方面他依靠准军事化的极右翼民兵去发动政变，亚速营就是乌克兰版本的党卫队。所以英国的右翼民粹派首相鲍强森（Boris Johnson）会如此热烈地赞美亚速营士兵，前天他在对乌克兰国会的演讲中说这是亚速士兵的“finest hour”（最美丽的时刻）。鲍强森和曾经的美国总统特朗普是灵魂伴侣，和亚速营的纳粹分子也是。
为实现“外争主权，内除国贼”的目标，乌克兰的青年们首先要打碎本土主义的错误世界观。今天在乌克兰青年中很流行的“本土主义”其实和港台青年的地方主义是一个性质的，它建立在排外性之上，即所谓“本地人至上”。历史和生活已经无数次证明，本土主义是民主与革命运动的最大障碍，而是反革命的有力支柱。除此之外，在俄罗斯和北约两大帝国主义的斗争中，乌克兰人要保持政治独立性而不能归附于任何一方。若是成为了某一方的工具，这对于乌克兰的反殖民事业是有百害而无一利的。
打碎本土主义意味着乌克兰青年不能把乌克兰内部的俄语族裔视为“国贼”，这些人现在有亲俄情绪是可以理解的，因为泽连斯基实质上剥夺了他们本应有的民族自决权。唯有尊重他们的民族自决权，才不仅符合民主原则，而且能争取他们的支持，防止他们投奔俄罗斯而变成普京的政治棋子。
指望谁一夜之间清醒过来、一下子扫除经年累月的观念，是不现实的。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对于自然现象如此，对于社运中的本土主义和地方主义思潮也是如此。但另一方面，今天的俄乌战争几乎是肯定要发展成欧洲大战的。战争将会导致极其深刻的经济社会危机，而在这种情况下，人的思考和觉醒是以十倍速进行的。错误观念和习惯积弊曾经可以如钢铁厂一般坚不可摧，然而仅仅0.1mg当量的核武就将使钢铁长城化为空气；战争的震荡会以无情和最残酷的方式将腐烂到根的偏见击成粉末。届时，排外情结多存活一天，战争就会多继续一天，世界就多一分毁灭的可能。我们所有的宣传都是为了促进意识觉醒，让和平尽快到来。
马克思说过：历史的发展是不平衡的，“有时二十年等于一天，有时一天等于二十年”。前者指的是经济繁荣、政治和平和循序渐进的年代；而后者指的是战争、社会危机和革命年代。
我们的时代——和五四运动一样——也是“一天等于二十年”的。现在全世界，尤其是欧洲都在注视着乌克兰。只要马克思说的“工人无祖国”这一原则能被乌克兰工人和青年所认同，他们一定会迎来21世纪的五四革命，这不仅会实现乌克兰的自由与独立，而且能立刻影响欧洲和全世界。在一个国际主义的反战运动的基础之上，我们不仅能阻止全球核战爆发，而且能建立真正的欧洲和世界社会主义联邦。
乌克兰的青年们，抛弃“slava ukraini”这个极其有害的口号吧，把“外争主权，内除国贼”这个口号不仅在语言上、而且在政治上翻译成乌克兰语，最终的胜利一定是属于你们的，那会是你们的“finest hour”！
愿上世纪北大学子们“斧钺加身而毫无顾忌”的牺牲精神能持续鼓励你我，青年们加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