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抗议显然不民主的特首选举制度的“雨伞运动”失败两年之后，香港两名当选的立法会议员在北京指令下被取消议席。

这两名议员，梁颂恒和游惠祯，是新兴政党“青年新政”的候选人。他们聚焦于“一国两制”该框架的固有矛盾，这个框架旨在界定1997年英国统治结束后香港与北京的关系。

取消他们议员资格的直接理由是他们拒绝按照规定的程序和字句进行宣誓。在宣誓时，他们展开写有“香港不属于中国”（Hong
Kong is NOT
China）的横幅，并且直呼中国为“支那共和国”——支那是日本侵略中国时用的旧名，当时日本将中国视为一个地理的区域，而非一个国家。

毫不奇怪，这起宣誓事件引起了许多人的愤怒，并给了北京一个谴责两名议员及其代表的派别的绝好借口。从表面上看，这起事件是两名青年议员不知道如何运用议员身份去推进他们的事业，而选择用一个拙劣的政治玩笑去营造公众影响力的结果。

不过，假如对事件的理解只停留在这个层面，那会忽略了事件的关键，并淡化了其中包含的重大问题。首先，梁游二人的参选立场是反对北京对香港拥有主权，而他们正是凭这个立场赢得自己的选区的。他们得到立法会议席是因为、也仅仅因为选民的支持，因此他们只应该忠于自己的选民；而他们说在宣誓时也正是这么做的。

假如他们按照规定去宣誓，那会如何呢？他们在竞选议员时反对北京对香港拥有主权，现在就会被谴责背叛了他们的竞选原则以及他们的选民，或者被谴责是在宣誓的时候心口不一。实际上，宣誓程序本身是对代表民意的一个不民主的障碍，或者说是一个无中生有的法律关卡。

梁游二人被剥夺议席正是因为他们认真地看待宣誓誓词本身。他们有充分的理由去质疑：其他按照规定宣誓的“民主派”议员在宣誓时是否真的心口如一呢？北京方面就曾提出类似的问题，据报道称北京曾考虑是否要将其他11位非建制派议员逐出立法会。

其实，在全世界实行代议制的国家中，类似的问题都出现过。不过该事件的背景是香港和中国之间的特定政治问题，而这些政治问题——和香港现今所有的政治冲突一样——集中于主权问题上。主权问题为何成为了焦点呢？2014年的占领运动最后是失败了，除了单纯的抗议外，它没有给出其他有效的策略，因而无法使运动取得进一步的发展。不过，能够占领香港的行政中心以及其中一条主要商业街长达两个多月这个事实已表明，对现状不满的情绪是普遍而强烈的。

世界上有许多民族国家是通过武装斗争推翻外国殖民统治的，毫不奇怪，在占领运动内部，有人将北京与香港的政治冲突解读为民族冲突，并由此得出结论。在他们看来，香港是一个本土文化遭到外国侵略的民族。主权问题的答案只有一个：香港应当被视为独立的民族国家，北京对其没有任何管辖权。

基于这个立场，“本土派”对占领运动所面临形势的评估要比占领运动的领导派别的清晰得多，也更加前后一致。雨伞运动的领导派别声称《基本法》对于民主的叙述是故意含糊其辞的，而他们民主的要求是得到广大群众支持的。但他们始终没有超出纯粹占领和谈判的路线，因为他们担心失去群众的支持。与之相反，本土派声称北京专制政权永远不会做出真正让步，却每次都得到事态发展的证实。
因此，本土派提出的措施要比占领运动激进的多，如：占领政府办公室，同时寻求英美“民主”国家的外援。这种方法在许多人——尤其在1997年后成长起来的年青一代看来，和一些小国在斗争中推翻外国压迫、追求民族解放的路线是类似的。

无可否认，香港和内地在社会各个方面都有着不少差异；但是由此得出结论说这些差异使香港成为一个民族，却是夸大了这些差异，并忽略了民族的源起问题。除了香港的方言是广东话之外，它和内地还有什么重大差异吗？尽管大陆的官方语言不是广东话，却有近一亿的大陆人在使用。中港的差异也并不包括一个“民主自治”政体的传统。一个“民主自治”的政府的重要性仅仅是英国在即将结束它长达一百五十多年的统治时才被意识到的。

事实上，香港和内地的重大差异在于资本主义的形式不同——香港实行自由资本主义，并在英国统治下取得繁荣发展。殖民时期的香港在大英帝国内享有优先的待遇，其后它则成为中国与世界进行贸易的主要通道。香港的低税收和自由市场经济是它与内地的重要差异。事实上，香港是一个自由贸易的飞地。虽然港府拥有全部的土地、并以高价成批地出让给各类地产开发商，但只有很少的一部分财政收入被用于公共服务，居民得到的只是最低限度的社会保障。

尽管香港确实拥有特殊身份，但这身份是中英两国势力平衡的产物，而不是作为一个独立民族的发展的产物。因此，香港独立是违背历史潮流的空想，它试图倒拨历史的时针，可是中英两国在港势力对比已经被逆转了，是不可能被“倒拨”的。此外，比荒唐的空想更糟糕的是，本土派在反中国的言论中日益增加了用于攻击大陆人的种族主义词句。像在议员宣誓的闹剧中所做的一样，这样的结果只能是加深香港人和大陆人之间的隔阂，让北京达到分而治之的目的——难怪现在有许多人都怀疑港独是否是受北京的在港代理人所鼓舞的。

事变不会到此为止。相反，认识目前这种情况应成为制定政治战略的一个出发点，这要保障七百万港人的民主权利，但还远不止此。

香港民众对现存制度的普遍不满是完全正当的：天价的房租、微薄的社会福利、年轻人缺乏向上流动的机会，而一个没有问责制、不民主的行政机构使这些问题更加严重。香港当局没能履行《基本法》规定的民主让民众有不公义感，而北京严密的政治控制又给这种不公义感火上浇油。追根究底，在香港，建立一个由直选产生的城市自治机关究竟有何问题？北京为什么不愿意看到这种情况发生呢？对这个问题的回答将成为制定战略的另一个出发点。

北京，即中国共产党，不能容忍哪怕是其中一个城市出现完全由公开选举产生的议会以及一个对选民负责的民主的政府，因为这会直接威胁到它在全中国的专制统治。北京拒绝对香港的民主运动做出任何让步，因为它害怕在政治民主上的任何让步都会引发内地民众对民主的要求。把话反过来说就是，香港人民要享有充分完全的民主权利，仅仅在这些权利也为13.5亿中国人民所享有时才能办到。
正因如此，我们才说“本土主义”是彻底地误入歧途，而相形之下两位议员笨拙的政治演出不过是小事一桩而已。把香港和内地的权利对立起来、呼吁前殖民者或美国支持香港民主，其结果是帮了北京的大忙，使中央政治局及其鹰犬得以抹黑和污蔑所有的香港民主要求和民主运动，称它们是被帝国主义的宣传洗脑了、或是外国“敌对势力”的走狗和不爱国的人。

香港的革命社会主义者要坚定地反对港独，强调最大多数的香港人与大陆工农群众的共同利益。同时，他们应当捍卫香港相对自由的环境，通过动员工人阶级斗争、集体行动、建立民主选举的代表制工会来推动香港实行充分的社会民主，并把这种民主扩展至大陆。

正如20世纪上海外国租界被早期共产党人作为开展活动的基地一样，香港应当成为21世纪反对中共专制政权的宣传和组织基地。我们不把这个城市的人民和其余人民割裂开来，而是使这个城市的斗争成为群众抗争的火炬。在现时的中国工人阶级正抗争不断，香港革命者的首要任务是支持和援助所有这些斗争；只有这样，才能击败压迫着全中国的专制制度。